少年女子老成神思

何汉杰

六月天气，暑热已至，闲坐饮茶祛暑、啖荔消夏，自然想起蔡襄和他的《暑热帖》。今年淮南春旱、岭南夏润，春茶少而荔枝丰，天地盈缺消长，自不由人定，而人却常在对风日的敏感中，体悟到独特的人生况味。夏至方过，读《暑热帖》，其中“风日酷烦”“人生缰锁”“精茶数片”诸语，穿越千年，及至目下、口中，直入心肝，携来北宋滋味。

宋 蔡襄《暑热帖》纸本 行书 23cm×29.2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暑热帖》“襄启”二字

《暑热帖》“暑”字

蔡襄《茶录》（局部）宋蝉翅拓本（1052年）上海图书馆藏

书学风味

蔡襄书名显而其他诸事掩，读《暑热帖》，不妨先说其人。蔡襄生于1012年，卒于1067年，主要活动于宋代政治、文化革新的仁宗、英宗两朝，其为人为艺为学皆有显著成就。

蔡襄之为人直言敢谏，行政精明。《宋史·蔡襄传》多有他敢于谏言的事迹，如他面对范仲淹被贬，以及余靖、尹洙、欧阳修三人论救而遭坐谴的情形，作《四贤一不肖诗》伸张正义，在士人中和社会上引起强烈震动。又如他面对宫中诏入佛舍利、宫人多灼臂落发者的情形，直言上谏，直指皇帝专信佛法、不修人事之弊。其为政两知福州，先“开古五塘溉民田，奏减五代时丁口税之半”，人们为他“立生祠于塘侧”；后备礼招士讲学，下令禁止重凶仪之恶习。又知泉州，于万安渡立石为梁，“种蛎于础以为固”，“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闽人刻碑纪德”，欧阳修《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曰：“有高其坟，有拱其木。凡闽之人，过者必肃”，由此可见其政绩之一斑。

蔡襄为人之端正质实影响了他的艺术风格。其楷书上承颜真卿，多端庄谨严；行书则得晋人韵致，无时俗流弊。蔡襄以书法位列宋四家，以端庄婉转的书法风格，承晋唐而自化，开启了有宋一代的尚意书风，启迪了后来苏轼、黄庭坚、米芾，以至南宋高宗等人的书法之路。米芾《海岳名言》云：“本朝书法，蔡襄如少年女子，访云寻雨，体态娇娆，行步缓慢，多饰铅华”，意兼有褒贬，不过其中以“少年女子”状蔡襄书之秀丽多姿，可谓得之。蔡襄又有文名，其文“清遒粹美”，常与书相彰，同臻妙境。宋四家中，相比于苏轼之旷达、黄庭坚之奇峭、米芾之癫痴，蔡襄似乎逊色不少，但如果将其人、书、文合观，便能看到其人格中的平正与脱俗。欧阳修所撰墓志铭说他“工于书画，颇自惜，不妄为人书，故其残章断稿，人悉珍藏。而仁宗尤爱称之，御制《元舅陇西王碑》文，诏公书之。其后，命学士撰《温成皇后碑》文，又敕公书，则辞不肯书，曰：‘此待诏职也’”。更可见其人品与艺品之洁介。

艺事而外，蔡襄之学问广博。其学问，一在经术，《宋元学案》卷五载其事，他在福建任职，尊师重教，不但延请名师教学，而且亲自到学舍执经讲问，其学问的正统可知。二在农艺，他曾著《茶录》，继陆羽《茶经》之后，总结了古代制茶、品茶的经验。不仅如此，他还制“小龙团”茶，欧阳修《归田录》中说：“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可见蔡襄于茶不仅有理论而且有实践。又曾著《荔枝谱》，对福建荔枝的故实、特点、产销、用途、栽培、贮藏、品种等进行了翔实的考察。蔡襄所论之茶、荔枝为农艺，亦为雅事，其学问之情趣亦可知。苏轼说“欧阳文忠公论书云：‘蔡君谟独步当世。’此为至言。……天资既高，又辅以笃学，其独步当世，宜哉！”将蔡襄的书与学联系起来，可谓知言。

《暑热帖》“处”字

《暑热帖》“想”字

《暑热帖》“烦”字

《暑热帖》“锁”字

《暑热帖》“可叹可叹”句

宋 蔡襄《蒙惠帖》纸本 22.7cm×16.5cm 故宫博物院藏

晋唐韵味

《宋史·蔡襄传》说“襄工于书，为当时第一”，要理解蔡襄的书法，我们需对其所处时代的书法有大致的了解。唐朝前期，以二王为代表的魏晋书法经过唐太宗的宣扬，获得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之后，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张旭、怀素的草书以崭新的面孔丰富了书法的世界，代表着盛唐的气象。至晚唐五代，人们从这种谨严的法度中突围出来，逐渐形成一种崇尚意味的书写倾向。至蔡襄的时代，这种倾向渐盛。于是他在继承魏晋风流和盛唐气象的基础上，写出了自己的风格。

《暑热帖》便是蔡襄继承晋唐韵法的代表作品之一。《暑热帖》又称《精茶帖》《致公谨帖》，其书分两段，凡9行，共68字。观其细部，笔墨流丽，颇有魏晋风流，又内涵顿挫，兼具唐人法度；观其大体，则行笔自然而富情态，行列舒朗而有余裕，又都是蔡襄自家韵致。

从章法上看，《暑热帖》一如蔡襄其他手札，行列舒朗而不刻意求平直，随书写的感觉、节奏及文辞的功能、句读，自然顺下，书写畅快而不失书札礼仪。其中，一行“通”字后换行，打破板正行列；七、八、九三行小字列于左下，与六行“公瑾左右”在上下位置上有一字距离的交叠，形成气息沟流。深入行列去看，会发现此帖用破体，造成了一种缓急相间的节奏。全帖多用行书，又有草书错植其间，如“风日”“如此可叹可叹”等处，在全帖端庄的气息中造出一种急速的流动感，而这几处流动感恰好与文字所表达的情绪一致，可见作者书写情态与心境的吻合。

此帖最大的特色则在结体和用笔上。其结体呈现出中宫收紧与放松、转折内擫与外拓相交错的情形。如开篇“襄启”二字，“襄”字中间三横并笔交叠，字的中心压缩收紧，而“启”字三个部件之间间隙较大，撇捺笔画又向外伸张，整体呈四周放射形，一松一紧，形成对照。接下来的“暑热”二字亦如是。又如三行“处”“可”二字，“处”字的横钩、横折钩都呈现出内擫的倾向，把字内部的空间压缩得很小，而“可”字的竖钩则呈现出外拓的倾向，让字内的空间扩张，一内一外，相互映衬。不过，蔡襄楷书取法颜体，总体而言，其字多用外拓笔画，字内空间比较舒展，而这种舒展与收紧的中心搭配起来，就呈现出亦放亦收、亦松亦紧的情态，形成独特的面目。如“暑”字，上下的“日”字形都外拓而稳重，中间的笔画则收紧成略靠上的细腰，确乎“少年女子”体态了。通观全帖，字之结体多有变化，形成错落，或方或长、或紧或松，在字间创造出丰富的视觉形态。

此帖用笔上的特色，一是一字之内多用露锋，同时施以少量藏锋，灵动又不失稳重，如“想”字笔画多出锋，惟有其中两竖藏锋，让整个字多了一份沉稳之气。二是下笔提按相错，其中少量提笔写成的细笔画，富于精劲的质感，让全帖的气息活泼起来。如大字部分的“叹”“茶”“数”等字，笔画轻巧婉转，似玄练翻飞，给全帖带来一种巧妙的动感；小字部分则多提笔写细笔画，更增秀丽，如“牯”之长竖，自上贯下，如筋外显，精气全出，“卖”字则全用细笔，在不变字形的情况下，使超出行列的字自然与其他字形成协调关系。三是相同笔画多做变化，形成丰富的书写样貌，如二三四行，斜挨的“想”“烦”“锁”三字，三处转折或方或圆，或耸肩或坠肘，全无重复感。四是一搨直下与提按顿挫相杂，将魏晋笔法与盛唐笔法结合起来。如“及”字之捺画、“平”字之横画，是典型的唐楷笔法，而“人”字之捺画、“一”“上”等字之横画，则是魏晋用笔。其中“通”“避”之平捺则是变晋唐古法而写出了宋人的特色。

综而观之，不论是结体还是笔法，《暑热帖》都表现出丰富的样态。如果结合其所处时代的书法风貌及蔡襄其他书帖来看，这种丰富性，一方面当然是出于求变的书写要求，而另一方面则表现出蔡襄仍处于变晋唐古法而成自家面目的探索之中。这种探索为北宋后来的书法发展打下了基础。

人生况味

《暑热帖》约写于皇祐四年（1052）六月，此时蔡襄40岁，经历了父丧丁忧，又回京任右正言等谏官职务。其为人耿直，做谏官大概免不了要与权力、人事纠缠。当然，宋代文人地位高，其中也不乏与蔡襄同气者。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来读《暑热帖》的文辞：

“襄启，暑热不及通谒，所苦想已平复。日夕风日酷烦，无处可避。人生缰锁如此，可叹可叹。精茶数片，不一一，襄上。公谨左右。

牯犀作子一副，可直几何？欲托一观，卖者要百五十千。”

这是一封写给公谨李端愿的信，其中述及因暑热不能谒见的遗憾，又问及苦事是否已平复的情况，并奉上精茶，又问及牯犀作子的情形。李端愿与蔡襄性情相投，多有往来。《宋史·外戚传》说：“英宗初，同提举在京诸司库务。帝以疾拱默，端愿求对，进曰：‘陛下当躬揽权纲，以系人心，不宜退托，失天下望。’”可见李端愿亦是耿直敢谏之人。蔡襄1052年又有《蒙惠帖》，云“蒙惠水林檎花，多感。天气暄和，体履佳安”，其中所说为公谨太尉给蔡襄送花之事，可见二人情志上亦多有相通。

明此，再读《暑热帖》，便可将其中情绪体贴得更真切。“暑热不及通谒，所苦想已平复”，天气炎热，朋友互相问候本是常事，但其中说到李端愿所苦之事，那么这种问候就多了一重体己的心境。其中最为精彩者为“日夕风日酷烦，无处可避。人生缰锁如此，可叹可叹”数句，由天气的酷热烦躁，联想到人生的缰锁，由事物而触情，即是中国文学传统中源自《诗经》的“兴”。如此而不自觉地发出感叹，热气无处可避，人生的枷锁亦处处如是。联系上句之问公谨“所苦”，便更能感受到这份感慨的深情。不过，接下来又说“精茶数片，不一一”，赠公谨精茶以消暑热，可见这无处不在的酷烦也并非毫无办法，与“想已平复”的问候相映，那么这问候与寄赠就将茶这种物质性的馈赠，升华为精神的同契与告慰。寥寥数语，往复回环，情绪充溢而周流，读之怎能不动容。

这一通情感之后的小字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存在，在感慨完之后，似乎又忽然想起牯犀作子的事情，又问价、又托观，好像刚才的情绪消散了，所述不过朋友间的办事请托而已。这三行小字将人们从朋友之间寒暄与感慨的情绪拉出来，回到日常，又让人生的缰锁暂时遁形于日用的琐细，于是生活的况味就更质朴而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