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欧最新预测：未来5年，世界的五大巨变

在过去 50 多年的投资生涯里，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曾多次得以成功预判重大趋势。

俗话说：“愚者把事情复杂化，智者把事情简单化。”世间万物皆有其运行规律，一切变化如同永动机般周而复始。

在达利欧看来，世界这个机器的运转是由五大力量驱动的，包括债务/货币/经济周期、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自然力量和人类的创造力。当这五种力量共同作用时，它们便构成了从“旧秩序”向“新秩序”演进过程中，和平繁荣与冲突萧条交替出现的整体大周期。

作为一名全球宏观投资者，达利欧的成功更多的是靠应对未知，而非依赖已知。对这五大力量的深刻洞见，正是他对未来下注的关键所在。

他坦言道，“在我 50 多年的专业投资生涯中，通过押注这种因果关系赚了很多钱......尽管很多关键的未知和不确定性仍然存在，但我确信这些是最大且最重要的力量。”

未来5-10年是所有主要秩序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在警世新作《国家为什么会破产：大周期》中，达利欧将基于这五大力量的未来预测，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

希望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当下和预测未来，找到值得押注的好机会。

以下内容摘编自瑞·达利欧重磅新书《国家为什么会破产：大周期》：

1
债务/货币/经济周期
未来 5 年，下一个重大危险信号

一直以来，短期债务周期始终存在，并且我预计它们将持续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短期周期将累积成“大债务周期”。

短期债务周期的平均持续时间通常约为 6 年，上下浮动 3 年；长期债务周期平均持续时间约为 80 年，上下浮动 25 年。这些债务周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反过来影响其他事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我提出的另外四大力量。

如生命周期一样，大周期也会经历不同的阶段。当下我们正处在“第 5 阶段”的晚期阶段，就在引发大周期终结的萧条和战争阶段之前。这是一个激进的且通常充满出人意料的变化的时期，这些变化在人的一生中可能未曾出现过，但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根据我的衡量，美国和大多数主要国家（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和中国）都负债过重，处于大债务周期的后期阶段，不得不经常依赖 MP3（即通过央行购买债务来为大规模财政赤字融资）。

因此，如果不以某种方式控制其长期债务周期问题，那么以主要储备货币计价的债务资产和债务负债发生非自愿性重大重组 / 货币化的可能性非常高——未来 5 年内约65% 的可能性，未来 10 年内约 80% 的可能性。

我们需要警惕的下一个重大危险信号（即债务危机即将发生的信号）是，现有持有人大规模抛售政府债务资产（如债券）。这将与新政府债务的发行和销售一起，造成相对于需求的巨大供给。这会迫使央行面临两难选择：要么让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大幅上升，要么大量印钱并购买长期政府债务以维持这些利率的低位，从而使债务和货币贬值。

显然，消除如此巨大的债务负担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通过研究历史，我发现当国家处于类似境地时，会使用各种在当时和现在看来都极端且难以想象的方式来减轻债务负担。这些极端行动包括冻结债务支付、没收敌对国家资产、征收惩罚性税收和实施资本 / 外汇管制、务违约 / 延长期限，以及改变流通货币类型（通过与黄金等硬资产脱钩或创造新型货币）。

我并不是说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但我确实想指出领导人必须妥善管理债务供需问题。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这些极端行动带来的风险，并随时关注局势变化。

在我看来，最好的方案是采用我的“3% 三部分”解决方案，同时配合一个“和谐的去杠杆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缩性去杠杆化方式（如财政紧缩和债务重组）与通胀性去杠杆化方式（如货币政策宽松和债务货币化）达到平衡。无论如何，为支撑非生产性人群过度消费而借入远超偿还能力的债务的时代即将结束。

展望未来，两三年后同时发生债务紧缩和经济衰退的风险相当大，为了规避风险，必须把主要目标放到同时提高生产力和减轻债务负担上（这也将降低债务和货币的价值）。

2
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
从民主转向专制，3-5年内会走向极端

国家内部存在着短期的政治波动，平均持续时间约为 6 年，上下浮动 3 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波动会累积成内部秩序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通常持续约 80 年，上下浮动 25 年。在民主国家中，选举周期与经济周期大致同步，因为糟糕的经济状况通常会导致政治变革。

当下，美国的政治分裂已经变得深刻且顽固。事实上，这一现象是全球性的，只是在不同的国家中程度不同。人们在生产力、财富和价值观上的差距扩大，以及对民主制度运作方式的不满情绪增加，导致了更多的民粹主义冲突，并催生了类似于1905—1914 年和 1933—1938 年的政策。

这种冲突时期往往是向更专制的政府形式过渡的时候。当民主制度失败时，专制制度便会取而代之。

在混乱时期，金融、政治和军事力量比法律更为重要，而专制制度通常比软弱、混乱的集体主义更为有效。新兴的秩序中，金融和政治权力比法律更为重要，而专制制度通常比软弱、混乱的集体主义更为有效。

在大多数情况下，从民主制向专制制度的转变是在民主规则框架内进行的，并会在几年内（通常是3-5年）逐渐走向极端。

我们现在正在目睹这部充满戏剧性的电影的高潮：唐纳德·特朗普和他的政府团队掌控美国，试图通过“让美国再次伟大”来扭转其衰落。他试图通过重建美国的竞争力来实现这一目标。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许多国家、行业和公司的领导人，以及广大民众都在努力超越他人。这种竞争现在已经激烈到了一个程度：竞争者甚至愿意消灭对手。

就特朗普总统所推行的旨在节省成本的政府变革而言，这些举措是非常激进的，而且为了取得成功必须迅速推行。然而，这些削减措施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因为许多会因此受到伤害的人将进行反抗，而且一些宝贵的支持体系也会被削弱或废除。

记住，要想取得成功，制度就必须为大多数人创造适当的生活条件。

这种情况会发生吗？美国的挑战在于，教育、家庭和社会系统中一直存在深层次和普遍性的腐朽，导致许多孩子未能成长为有生产力、文明和健康的人。这是一个多代际的问题，几乎不可能解决，尤其是在领导层分散且资源不足的情况下。

目前，只有一小部分人具有极高的生产力并且生活富足。更确切地说，最顶尖的那 1% 的人正在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他们加上协助他们的接下来的 9% 的人共同构成了最顶尖的 10% 且做得很好。接下来的 30%的人情况一般，而最后 60% 的人的处境则非常糟糕，也就是说，他们是净消耗者，而非净贡献者。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旨在通过将更多的资金、权力和自由转移到最具生产力的人手中，来提高生产力。这将会产生一些次生影响，而这些影响是所有人都应该考虑的。要治理一个长期管理不善、陷入混乱的国家并非易事，我建议定期关注处于社会底层的 60% 的人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的感受。

3
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
相对中国而言，美国的衰落无可争议

正如国家内部存在内部秩序（和谐、生产力和繁荣）和混乱（重大冲突、破坏和萧条）周期一样，国家之间也存在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

作为大周期的一部分，历史上也出现了以下两种模式之间的巨大波动：（a）单边主义，各国为自身利益而斗争，强者胜过弱者，遵循“丛林法则”或“适者生存”；（b）多边主义，各国追求全球和谐、和平共处以及平等主义。

我们现在看到国际秩序正在从一种更合作的、追求共同利益的多边世界秩序，转向一种更对抗的，通过大胆使用金融、政治和军事力量追求自我利益的单边世界秩序。

在这个阶段，强者欺凌弱者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因此，弱势帝国应该感到担忧。谁是弱势帝国？所有人都知道，欧洲是软弱的，容易成为猎物，俄罗斯可能会成为欧洲的敌人，而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很可能会导致美国不保卫欧洲。

此外，所有人都知道特朗普是极右翼，因此他倾向于让美国与那些极右翼且有能力战斗的国家结盟，并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迫使民众和各国做他想让其做的事情。这正是推动新世界秩序重塑以及由美国领导的“同盟国”一方的因素。

同样重要的是，在大周期的这一阶段，联盟关系往往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迅速改变，胜利比忠诚更重要。例如，在二战中，德国和俄罗斯迅速从盟友变为敌人。我们应该预期联盟关系会以难以想象的方式迅速变化。同样，我们可能会发现欧洲与中国的关系比欧洲与美国的关系更加紧密。在大周期的这一阶段，这种难以想象的变化经常发生。

就美国和中国的大国冲突而言，美国相对衰落以及与中国的冲突在增加，这是客观上无可争议的。下面两张图显示了我对中美综合国力的衡量和冲突强度的评估。这表明大国冲突和“修昔底德陷阱”效应在起作用。

特朗普总统正试图扭转美国的相对衰落，同时美国和中国显然处于一场尚未升级为军事战争的冲突中。我不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美中之间会发生军事战争，因为双方都知道这将导致相互毁灭，但美国和中国目前正在进行其他类型的战争，包括外交、网络和贸易战，其正在严重威胁和伤害对方。

这对政策、投资和商业产生了影响。例如，为了赢得科技战，各国政府正在自上而下地制定国内和国际政策，涉及芯片生产、数据中心投资与建设、电力生产、技术禁运、制裁、关税措施、全球人才引进等领域。

在我看来，最大的问题在于各国领导人的务实程度，他们及其对手将如何处理彼此的关系，以及在困难时期如何有序和明智地管理事务。我的观点是，国际投资和商业交易将变得更加容易，数量也会增加。

4
自然力量
自然灾害概率增加，且代价日益高昂

纵观历史，自然灾害夺去的生命比战争更多，摧毁的秩序比其他 4 种力量的总和还要多。

人类对自然的污染和破坏、更高的人口密度、全球范围内更紧密的接触（由国际旅行的增加而产生），以及因土地开发而与其他物种更密切的接触（导致疾病在动物与人类之间传播）都是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未来几年，干旱、洪水和疫情发生的概率正在增加，且代价日益高昂。鉴于世界主要国家目前债务沉重且面临其他需求，几乎没有什么措施会主动预防和应对自然环境变化带来的高昂成本。

但无论如何，代价都将不可避免地产生——要么是为了预防损害而投入资金，要么是在因酷热难耐的天气、干旱、洪水、海平面上升、健康问题、海洋遭到破坏、物种灭绝以及未来数年可能发生的许多其他情况而造成损害之后花钱去修复。这将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来适应这些变化。

对那些正深受气候变化影响却又没有足够资源来应对的全球南方国家而言，这可能会导致国内冲突和人口外流。而流离失所的人们又会给其他国家带来压力，就像我们已经在美国和欧洲的移民问题上所看到的那样，这会使得国内和国际政治局势变得更加不稳定。

5
人类的创造力
AI将推动GDP和预期寿命指数级增长

尽管前 4 种力量的趋势似乎在恶化，但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科技力量从未像现在这样强大，并且在未来几年内还将如此。在我看来，我们如今正处在一个新时代的边缘，在这个新时代里，机器思维将在许多方面对人类思维进行补充，甚至超越人类思维，就如同在工业革命时期，机器劳动对人类劳动的补充和超越一样。

未来 5 年，我们将在大多数领域看到巨大的进步，而创造出人工智能能力只是人工智能应用的开始。由于这些技术几乎会影响到方方面面，因此，那些运用这些技术的国家、投资者和企业之间的业绩水平将存在极大的差异。

那些懂得如何有效利用这些工具的主体将获得回报，而那些未能做到这一点的主体则会受到惩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投资的角度来看，相对于为投资和开发这些新技术所付出的成本而言，其能带来的收益目前还不明确。

美国和中国现在是设计这些强大新技术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在研发最先进的半导体芯片方面领先于中国，但在芯片生产方面处于弱势；而中国在先进芯片的研发上紧跟其后，在以更低成本生产较低端芯片方面领先，并且在人工智能的应用部署上也处于领先地位。在这场竞赛中，双方肯定都会全力以赴，试图胜过对方，一方面会复制或借鉴对方已有的成果，另一方面也会努力保护自己已取得的成果。

我始终牢记一个原则：总的来说，知识产权保护并不奏效。尽管那些核心机密（如当年原子弹的研发）或许能够被成功保护，但任何公开使用的技术几乎都能瞬间被复制。此外，法律体系在执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也做得不尽如人意。基于这些原因，我们应当认为，那些公开展示且备受青睐的优秀创意，大多会在约 6个月内就被复制。

还需要明确的是，人工智能并不是唯一的影响国家相对力量的重要技术。除了芯片和人工智能，美国和中国还在许多其他技术领域展开了主要竞争，包括量子计算、基因编辑及其他生物技术、机器人技术、太空技术等。中国拥有全球 40 个最佳计算机科学项目中的 20个，在技术竞争方面是美国的一个强大对手。

总之，我对可能发生的革命性进步感到非常兴奋和乐观，这些进步将来自富有创造力 / 实用精神的人与资本的结合，从而获得所需的资源（也许最重要的是这些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并在非常有利于取得进步的环境中运作。当然，新技术是双刃剑。例如，它们既提高了我们互相伤害的能力，也提高了我们互相帮助的能力。

正如上图所示，实际 GDP 和预期寿命呈指数级增长，这是因为知识的加速复合增长，这种增长应该会继续，因为人工智能正在推动其复合增长。

尾 声

应对未来变局的最佳方法

我相信，未来 5-10 年将是所有主要秩序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从现在到那时将感觉像是穿越时空进入一个非常不同的现实。

最强大且最重要的力量是人们如何相处。人们如果能够共同应对问题和把握机遇，而不是彼此争斗，就能获得最理想的结果。不幸的是，尽管科技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人性并没有太大改变，因此这很可能依然超出了人类的能力范围。

当今新技术的积极影响将是过去 30 年的约150%。今天的技术革命成为对市场和经济状况影响最大的一次，但这种积极力量不足以压倒债务、内部冲突、外部冲突、气候变化和人口结构等逆风。

未来几年，最重要的因素是其他几种力量得到良好管理。应对这一系列情况有好的方法和不好的方法，而最佳方法是依据概率行事，进行良好的多样化投资，并坚持遵循合理的基本面原则。至于身处哪些地方最为有利，我认为是那些正确把握这些基本面的国家。

这让我想到最后一个原则：如果你毫无担忧之心，那就应该感到担忧；而如果你忧心忡忡，那么反倒无须过于焦虑。愿你找到有效原则，应对未来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