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芙琳留下的相册（上）

写在前面的话：

一本尘封于加拿大地下室的丝绣相册，几张泛黄的黑白照片，几行娟秀的蓝黑小楷……谁能想到，这竟是打开一段被遗忘历史大门的钥匙？

1960年秋，中加尚未建交，冷战阴云密布之际，加拿大工会代表团竟已悄然踏足太行山麓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成员伊芙琳·阿姆斯特朗，一位将毕生献给女权与劳工运动的斗士，带回的不仅是一份来自东方的赠礼，更是一个西方左翼女性眼中鲜活、变革中的“人民中国”。彼时的中国，“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工厂里的免费教育、同工同酬，公社里的集体探索……这些细节，如同琥珀般封存在这本相册和一份稀有的访问报告里。

作者李彦教授如一位耐心的侦探，循着护士苏珊为慈善筹款的线索，层层剥茧。她还原了伊芙琳清贫而激越的一生，更钩沉出那次特殊访问的完整图景：中国工人的自豪、公社试验的争议、棚户区的变迁、乃至贸易禁运的遗憾预言……历史于此，不再冰冷，而是充满了烟火气息与人性温度。六十余载风云过眼，当女权议题日益复杂，国际关系波谲云诡，重读这份来自异国活动家的真实记录，其间的真诚、困惑与洞察，跨越时空，直指人心。这不仅是对一位被遗忘先驱的致敬，更是对中加民间交往史一页珍贵补白的发掘。

翻开《伊芙琳留下的相册》，触摸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感受历史深处那份跨越意识形态的凝视与温度。

（责任编辑：樊燕）

01

这是一个多事之夏。

小暑时，突然收到了拉瑞·汉纳特教授的邮件。他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白求恩研究专家，虽住在数千英里之遥的温哥华，多年来却一直与我合作，隔空探讨。

“我收到一封来自苏珊·欧文的邮件，她是一名护士，住在你们滑铁卢附近。她的姨母伊芙琳·阿姆斯特朗是20世纪50年代加拿大的活动家，曾致力于电气工人联合会。该工会是由加拿大共产党创立的组织，在50年代冷战时期曾遭受过巨大冲击。伊芙琳本人因参与创建了职业妇女组织，获得过入选‘加拿大劳工名人堂’的荣誉。”

拉瑞·汉纳特提到，伊芙琳在1960年访问过中国，参观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并收到了一本相册，里面有46张白求恩的照片。此外，她还收到了两幅丝绸绣画。

两幅丝绸画

原来，这位叫苏珊的护士之所以联系汉纳特教授，是因她想出售姨母留下的这本相册和丝绸绣画，为她的慈善项目筹款，帮助精神病人恢复心理健康。她打探是否有人愿购买那些赠品，或至少能就其价值，为她提供参考意见。

“我向苏珊建议，让她最好找你咨询。考虑到你在白求恩研究领域的广泛了解，你恰恰是此类问题的最佳人选。”汉纳特教授写道。

我刚刚答应了与苏珊联络，就立即接到了汉纳特教授的反馈。

“彦，你知道吗？当我听说伊芙琳是在1960年访问中国时，我的神经被触动了！因为在1960年，苏联和中国之间令人遗憾的争端刚刚爆发。电气工人联合会最终选择了继续效忠苏联。因此，假如仅仅推迟一两年的话，伊芙琳这次旅行大概就是不可能的了！”并特意叮嘱我，“你应当作个调研，看看加拿大还有谁跟她一起去了中国，这种信息会很有用。无论如何，眼下是疑问一大堆，答案却稀少。但正如你所预见到的，伊芙琳这个人物，很可能会成为一个不错的主题，被写入你的文章中。”

尽管我正在组织滑铁卢大学暑期赴华班的项目，颇为繁忙，但还是挤出时间来，联系了这位精神病院的护士苏珊。

邮件沟通中，我发现，苏珊最关心的首先是那两幅丝绸绣画。上面的中文题字究竟是什么意思？丝绸画有何价值？

从传来的图片看，一幅画是蝶戏牡丹，经海外方家协助辨认，绣的两行篆字是“永嘉马孟容写—大富贵亦寿考”。另一幅是仙女棹舟，上书“酒晋长春—朱鼎新印”几个字眼。

据方家说，这种丝绸绣画并不值钱，每幅顶多一两千元人民币罢了。我虽不忍让苏珊失望，但还是据实相告了。

“那么，相册呢？”她追问，“那些照片有价值吗？”

她传来的那些黑白照片，虽不清晰，但粗粗浏览后，根据我所掌握的史料，可基本断定，并无哥伦布式的新发现。显然，赠送给伊芙琳的那些照片，应当都是翻印加洗件。

唯一吸引了我目光的，是那本相册的封里。蓝黑色的墨水，留下了几行端正的小楷。

艾弗林·马格丽特·阿姆斯特朗留念

白求恩大夫在中国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赠

一九六零年九月廿八日

看到那个日期，我心头一动。中加两国建交，是在1970年。但早在1960年，伊芙琳就去中国交流了。她是何缘由而去，又是怎样入境的呢？她是独自一人前往太行山拜谒白求恩陵墓的吗？为什么这次意义非凡的活动，就连拉瑞·汉纳特这位著名的加拿大历史学家都没听说过呢？难道说，仅仅因为中苏两党在60年代初期的分裂，就导致了这次中外交流活动石沉大海的命运？

02

苏珊如约而至。车里钻出的白人妇女，花甲年纪，金发垂肩，身姿窈窕，动作敏捷。她是精神病院的护士，仅能利用午休时间，驱车前来。她谢绝了我的午餐邀请，声称仅能停留15到20分钟。

在办公室里坐下后，苏珊匆匆打开提包，掏出一本相册，还有个纸夹，里面有几张剪报、几帧旧照。

相册封面

“我年轻时就见过这本相册。但自从我大姨去世后，她的遗物就都被搬到我家地下室去了。后来我母亲也去世了，她的东西也堆在那儿。几星期前，我整理地下室那些旧物，才看到了这本相册。听我的同事们说，白求恩在中国很受重视，因此我才开始打听。”苏珊语速飞快，一口气道出了前因后果，“我打算出售这些文物，为精神病关怀的项目筹款。”

相册约一尺宽，丝绣的封面，红白蓝相间，透着岁月的典雅。里面的每一页，苏珊都用塑料薄膜精心包裹了起来，保护着那些泛黄的两寸见方的黑白照片。我小心翼翼地翻看，眼角的余光捕捉到苏珊脸上期盼的神色。

“这些照片，似乎没什么新奇的。”我坦率相告，“但我可以和中国方面联系，进一步核实。不过，我对你大姨的经历倒是很感兴趣。”

苏珊点点头，难掩失望。她扫了一下腕上的手表，便谈起了她大姨。

伊芙琳出身于多伦多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兄弟姐妹9个，她排行老大。父母皆为爱尔兰移民，父亲是清洁工，母亲是家庭主妇。伊芙琳高中毕业后，家里便让她休学了，她开始打零工帮助父母养家，供弟弟们继续求学。

话匣子一打开，苏珊就收不住了。滔滔不绝，谈兴正浓，20分钟已到了。

在我的提醒下，她掏出手机，发了条短信，告诉我，她已向医院请了假，要求换成夜班，以便能留下来，与我多谈一会儿。

“我大姨身材高挑，至少也有一米七五。无论何时，她都打扮得整整齐齐的，即便是在家中，也不例外。从没见她穿着睡衣在客厅里露过面！她没结过婚，也没和人同居过，无子女，无房子，整个一生都献给了工会事业，为女权而奋斗。”

苏珊对大姨如此了解，皆因伊芙琳一生清贫，无积蓄，无房产，退休后便搬入了苏珊父母家中居住，与大家朝夕相处。

苏珊的父亲是小业主，自然与伊芙琳的政治观点不合。一个站在资方立场上看问题，一个代表劳工利益说话，二人常在饭桌上争得面红耳赤。

“放狗屁！”苏珊说，“我大姨生气的时候，就这样回敬我父亲。”

我笑了，心想，伊芙琳和她妹夫，其实都是靠辛勤劳动吃饭的本分人。

“我大姨烟瘾很大，谁劝都戒不了！”苏珊说，“有一天，我忽然注意到，她脖子上鼓起一个肿包，有板栗那么大。我立即开车带她去医院了。确诊，化疗，才3个月，人就走了。”

“你大姨为什么要去中国呢？”我问。

“听我母亲提过，说我大姨去中国，好像是为了女权运动方面的事。中国那时的女权是不是很先进啊？她大概是去取经吧。”

我点点头。“从1949年开始，中国政府就大力提倡男女平等，同工同酬，鼓励女性接受教育、就业，与旧时代相比，当然有了显著的飞跃。”

苏珊说：“没错！我小时候就听大姨说，在中国，妇女能顶半边天！”

“你大姨去中国，是跟谁去的？”我问，“她和谁在一起，这点很重要。”

苏珊听了，口中“嗯”了一声，含着诡秘。她翻开纸夹，找出来两张照片，递到我眼前。

一张照片上，是4位白人女性，中规中矩地站成一排合影。另一张，则是1967年在渥太华街头游行示威时，伊芙琳和另一位女性并肩站在队伍前列，昂首挺胸。

“你不是关心谁和她在一起吗？瞧，这两张照片中，站在我大姨身旁的，显然是同一个女人。对吧？嗯，我怀疑，她可能就是我大姨的所爱！”苏珊说着，眼中闪出意味深长的光来。

见我没反应，她忍不住，干脆直说了：“其实，我们全家老少好像都知道她的同性恋倾向。但在那个年月，你知道，人们对此都讳莫如深。不像今天，可以公开谈论。我大姨去世后，我曾问过我母亲，她是不是同性恋啊？我母亲立刻呵斥道：‘听着，今后永远不要议论这种话题！’”

我这才意识到，苏珊误解了我的疑问。“你大姨的所爱究竟是谁，我并不关心。我希望了解的是，她究竟与谁一起去的中国，因为那牵涉到的，是国际政治和中加两国交往历史。”

“噢！”苏珊恍然。她答应，将继续在地下室里翻找，以满足我的好奇心。

看着苏珊离去的背影，我浮想联翩。

1960年的中国，比起经济上先进发达的西方世界，相差甚远。在哪些方面，中国吸引着伊芙琳远涉重洋，赴东土取经呢？果真是因为羡慕中国女性的地位吗？不错，在我出生成长的那个年代，中国女性受教育、就业的权利，已成不争的事实。我早就习以为常，熟视无睹了。然而，当我在加拿大留学的头几年，遇到那桩轰动全国的校园惨案时，才有了醒悟。

03

1989年12月6日，冰天雪地的日子里，一位矮小瘦削的白人男子，手持冲锋枪，闯入了位于蒙特利尔闹市区的一所理工学院。

进入一间教室后，他把正在上课的男女生分开，声称他“正在与女权分子作战”。那9名女生，被他说成是“一群女权分子”。他朝她们开了火，其中6人当场丧生。接下来，该男子在白雪皑皑的校园里四处转悠，继续寻找目标，射杀女性。作案时间长达20分钟之久，共有14名女生被杀，另有一位负伤。最后，该男子饮弹自尽。

在他留下的一纸告白书中，控诉是女权分子们毁掉了他的生活，并一一列出了19个名字，皆为魁北克省的著名女权分子。她们，原本也是他泄愤的靶子。

说实在的，在报纸上看到那个中年男人憔悴的面容、绝望的眼神时，我的心情有些复杂。不难猜想，家庭的破碎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悲哀。但假如这个社会有某种健全有效的机构存在，能及时施予心理辅导，纾解压力，也许就不会把一个可怜人逼疯，踏上这条害人害己的不归路了。

惨案过后，年复一年，每当寒风呼啸、万木萧疏的这个日子到来，加拿大各高校的师生们便会哀悼那14名无辜丧生的女生，提醒善良的人们，警惕性别歧视的恶魔撕毁我们宁静的生活。

然而，谁能想到呢，时隔34载，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那一幕，在鸟语花香的校园里再次上演了，且就在我的身边。

2023年6月28日，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午后，滑铁卢大学校园的一间教室里，传出了朗朗笑声。忽然，教室的门被推开了，走进来一位年轻男子。只见他盯着讲台前的女教师，沉着地问：“你就是这门课的教授吗？”

见女教师点头，来者二话不说，从肩包中拔出两把杀猪刀，挥舞着双手，劈将过去。

教室里40名学生惊叫着作鸟兽散，仅有两位上前，奋勇夺刀，却也吃了数下砍。所幸虽鲜血四溅，却无人丧生。

这年秋季开学后，校方颁布了新规，从今往后，网络上将不再公布各门课程的教师姓名及授课地点。用心可谓良苦。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2024年夏季，媒体透露了法庭审判消息，砍人者名乔万尼·维拉巴-艾乐曼，年方24，来自中美洲某国，母语为西班牙语，从滑铁卢大学毕业。获刑11年。照片上的金发碧眼，显然与华裔无关，我松了口气。

女教师姓甚名谁，消息未披露。因此，无从根据姓名的拼写，来判断其族裔。报道仅仅提及，案发时，那位副教授正在讲述“性别研究”的课程。警方称，此案系“与性别表述及性别界定相关的仇恨事件”。虽语焉不详，读者也能根据蛛丝马迹，略窥端倪。

简言之，你碗中的美味，或为他人眼里的毒药。

04

刚才谈话中，苏珊脸上露出欲言又止的诡秘神色，我自然懂得是为什么。

都说西方人享有言论自由，我却深感不然。中国人，才最是口无遮拦。在所谓的“自由”社会里，中国人因不解其利害，屡屡犯忌。

26年前，我首次登上滑铁卢大学讲坛，教授“中华文化概述”这门课时，就差点惹下麻烦。200名学生的阶梯教室里，座无虚席。目光扫过一双双凝视着我的眼睛，有点紧张。想活跃一下气氛，便采用调侃的方式，随口扯道：“在中国，人们基本上都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不像在加拿大，各种肤色的人都有……”话音未落，在座的唯一一位黑人女生突然从座位上站起身来，众目睽睽下，“哗啦哗啦”，收起课桌上的文具，拎着书包，跨着大步，离开了教室。其肢体动作如此剧烈，寓意不言自明。惊愕之下，我意识到犯了大忌。若有好事者较真，“肤色”那个字眼，足可扣上“种族歧视”的大帽。

不久后，一位黑人女博士应聘，来到了我们学院任教。我提醒自己，与她说话时要倍加小心，万万不可造次。一日，这位黑人女教授传给我一篇文章，说，希望帮助我了解一下，“种族歧视”都有哪些具体表现。难道我做错了什么，她在用委婉的方式替我“扫盲”吗？

细读了文章，这才清楚，种族歧视，不仅体现在语言上的冒犯，就连态度，也需端正。假如几人一起闲聊呢，你若单独对某个族裔背景明显不同的人表现出过分的热情，那也说明你在潜意识里未能一视同仁。每每见到这位黑人女同事，我总是笑脸相迎，主动热情打招呼，原来是有刻意之嫌了。不怪人家敏感，只怪自己无知。

然而，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令人应接不暇，不仅涉及肤色、种族，还有网络时代的语言。几年前，教研室一位女老师向我反映，她在讲授“中华文化”这门课时，把班里的学生分成了几个小组，让大家在课外作专题讨论。有个白人女生选了“功夫”这一话题。与她同组的一个男生，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看到女生在微信群里的留言后，回复了几个字母：MDZZ。白人女生不解其意，便去查询了网络用语，发现竟然是“妈的智障”。译成英文，可想而知触犯了哪条法律。

女生恼羞成怒，将此事告诉了家长。女生的母亲立即给老师写信，要求严肃处理这起人身侮辱事件，尤其是对一个母亲的侮辱！

听完女老师的汇报，我担心了。假如那个母亲气愤之下去报警，就有可能给这个男生带来灾难。必须及时扑灭火苗。于是，在我的建议下，中国男生请这位白人女生喝咖啡，当面向她诚恳道歉。女老师也在场陪同，作为见证人，以防再生波折。

处理完此事，我意识到，此前一直拒绝智能手机，不肯随行就市，看来是落伍了。与“现代知识”隔了几重山，若是遇上“MDZZ”这类林妹妹不曾说过的混账话，说不定就会引火烧身。无奈，痛下决心，置办了这劳什子。

05

送走苏珊后，我认真翻看了她留下来的资料。

首先攫住我目光的，是一张发黄的剪报。看不到年月日期，但照片中那位中年女性英姿飒爽，颇有杨门女将的风貌。定睛细读，原来是身为加拿大全国总工会代表的伊芙琳发表的文章，号召工人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她说：

当今之世，大企业惯用的神话是，劳工的过分要求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工资追随物价而涨，乃人所共知的常识。

造成房价高涨的罪魁祸首，并非建筑工人，而是这个国家肆无忌惮的土地投机商们。将食品成本推到前所未有高价的，并非食品厂工人。获得无息贷款和特殊税务优惠的，并非工人，而是捞取了这些果实的大型公司。但他们却叫嚣说，这个国家的通货膨胀，是由于我们微不足道的工资要求所造成的。

身为工会会员和工人，我们必须继续向各级政府施压，那些对这个国家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负有直接责任的人们，应该受到限制，那些大企业集团不断追求高利润的行为，应当受到限制。

读罢此文，暗中感叹，伊芙琳虽因家贫，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她头脑清晰，言简意赅，胜过无数徒有虚名的政客、博导。

看到另一张剪报时，我心头一沉。那篇1989年9月初的文章标题是《伊芙琳·阿姆斯特朗是个战士》。

最近，一百多名工会成员、亲友和老同事聚在一起，向伊芙琳·阿姆斯特朗致以最后的敬意。长期以来，身为工会活动家和女权倡导者，她的高昂斗志在整个工会运动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阿姆斯特朗姐妹于8月22日因癌症去世，享年68岁。

在反对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斗争中，阿姆斯特朗姐妹作出了杰出贡献，因而备受赞扬。在追悼会上致悼词的，有她的老朋友和同事琼·米勒等人。

阿姆斯特朗姐妹出生于1921年1月4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她曾在伊顿公司工作，于1947年受聘于加拿大通用电气公司，并于1986年退休。

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阿姆斯特朗姐妹在组织、捍卫和促进工会，特别是职业女性的权益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正如米勒姐妹在悼念仪式上恰如其分的评价：伊芙琳是一名战士，也是一名倾力奉献的宣传家和组织者。她赢得了所有人的信任。

作为职业妇女权益的先驱人士，阿姆斯特朗姐妹在1975年成立的职业妇女组织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当选为该组织的首任主席。人们说，早在我们知道女权主义究竟是什么意思之前，她就是第一位女权主义者了。

阿姆斯特朗姐妹也是当选为多伦多劳工委员会常委的首位女性。工会的组织部部长拉塞尔回忆说，在50年代麦卡锡时代的突袭搜查中，阿姆斯特朗姐妹为捍卫工会的生死存亡发挥了巨大作用。

他说：“伊芙琳，你为你的工会、你的性别、你的国家以及全世界工人阶级都作出了杰出贡献。你非凡的一生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阿姆斯特朗姐妹于8月26日火化。有意奉献鲜花者，可向“职业妇女组织”捐款作为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