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陈永贵辞职，当初提拔他的支部书记贾进才，后来过得如何？

1980年，陈永贵让儿子拿笔写辞职报告。他说了句简单的话，“我学历低，想给年轻人机会。”74年过去，从副总理这位置下来，他转身就回了大寨，继续种地。这种选择让人有点懵，他到底图什么？怎么想的？

新华社提过陈永贵。他出身农家，是个纯粹的农民。1975年当了副总理，是少见的从田间地头干上来的高官。他的事迹很快在报纸、广播铺开，成了农民苦干实干的模范。有意思的是，这样的人后来居然安然无恙退了下来，淡出政坛，也没留什么话。

互联网各路公开资料还能查到陈永贵改行的片段。1979年大寨粮食产量突破新高，有些新闻照片里他跟村民一起抬着镐头，满手泥土，还有那身旧衣服，一点不见官威。据大寨村档案，1975-1979年，陈永贵年年春秋亲自下地。某次中央领导来视察还特意点名要他作示范，让城市来的干部看他的当官到底是怎么当的。

贾进才也出身大寨。大多数村民那时只会种地。旧社会土地归地主，贫苦农民得交租，有口吃的就当盼头。贾进才曾给地主家打长工，吃尽苦头，三十多岁还是一无所有。他那种不服气，想闹一闹的心思，大概其实很多人都有吧？

1946年秋天，他入了党。也就在那年，农民活动在大寨兴起，互助组织成了改变命运的种子。贾进才担头，动员全村人，先让一小批人信。1947年，这个自学成才的长工，成了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他拉起了陈永贵这些有点点头脑的年轻人，把“吃苦不是命”的念头慢慢种在村民心里。

陈永贵，小时候过得真惨。父亲扔下他和母亲，四处流浪，后来又孤零零成了孤儿。没人管，他只好捱饿干活，跟人放羊。有一口喝的算幸运，更多时候是在地上翻拣草根。他第一份工是帮地主看羊，后来学种田才熬出了头。可即使这样，“不饿死就行”。这样的日子会倒逼出一个副总理？

等陈永贵加入互助组，贾进才特意把他挂在身边，从农活到开会，什么都让他插一脚。村里搞组织，老小都得拉进来，两人意见一碰就出新花样。大寨村的粮食产量年年见涨，穷帽子总算摘了。贾进才觉得自己找对了人。

党支部书记后来交给了陈永贵。贾进才自己退到二线，让年轻人施展拳脚。他转而干辅导和宣传，这种“让贤”，其实就是“你来上台，我给你抬轿子”。两人分工明确。

1975年，陈永贵坐到副总理的位置上。贾进才更常见的是本地表彰会上“劳模”那张朴素的脸。中央打电话找他参加农业会议，他还惦记地里的庄稼。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的称号拿在手里，他没有什么得意，只是说“还是干活要紧。”

大寨的数据摆在那儿1950年，粮食年产不过三百吨；到了1973年，产量已经突破一千吨。陈永贵主导三年，大寨人均口粮增长了三倍，纪录工厂统计的。全村人说那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是没人记得是哪一天起，地头上不再有人乞讨。

互助组的成立，不只是粮食上涨，更是一种转变方式的尝试。陈永贵有他自己的韧性，贾进才则一直守在背后，两代人分明。可农民出身这事，有时给人带来荣光，也有时反倒成了枷锁。后来外界有议论“会种地的，就真能治国？”其实谁也说不准。

翻查大寨的大事记，表彰大会、领导讲话，总免不了提“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些词。采访时，陈永贵面对记者时，叹一句“习惯了穷，我们不会怕。”但想几遍，其实他偶尔会乱了方寸。

1978年，那场大水让村里减产三成。外村支援，陈永贵坚持不拿外援，结果呢？村民抱怨倒也不少，风头过了，才又慢慢熬过来。不过反过想，如果换个人，可能就不会那样固执了。

农村基层，每多一个能干的人，本就是幸事。可大寨模式也不是完美的。不少年轻人后来外出打工，对土地产生隔阂。其实大寨模式反过来，也封了某些人的路。贾进才当年推新思想，陈永贵常带头搞试验田。新花样多，但也有失败的事例。

不出意外，大寨成功后，全国不少地方模仿。山西省1979年提供的数据显示，仿大寨的公社增产率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0%，可后来能持续的不多。原因一种是人心、二是资源有限。厂矿起来后，很多原本干农活的人成批离开。

比照外地，四川小岗村十户分田，直接对抗集体种田模式，得了另一种热闹。1978年后，大寨反而遭遇尴尬。外人只记忆着它红极一时，内部倒比当年还冷清起来。数据不会骗人，但年份，气候，人心，这些怎么算？

这样细琢磨，其实陈永贵与贾进才那一路人，都没把自己看太大。农民本身既是缔造者也是受益人，但最后终归会出来一茬新面孔。几十年翻过去，只留陈永贵当年把旧大衣换成中山装、再换回布衣的背影。

那些过往，现在被多少人记得？有人说是大寨改变了中国农村，也有人说那只是一阵风。事实总在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