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假装发烧，女厂医用额头贴我额头：你这不是病，是心里有人了

虽然我人不起眼，但心里却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我喜欢上了厂卫生所的苏晚晴医生。

苏医生大概二十四五岁的样子，是卫校毕业分配来的，文化人。她不像车间里的女工那样咋咋呼呼，总是安安静-静的，穿着一身干净的白大褂，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简单的发髻，露出一截白皙的脖颈。她最好看的是那双眼睛，笑起来的时候，像弯弯的月牙，能把人的魂儿都给勾走。我们这些小工，有个头疼脑热的，都愿意往卫生所跑，其实一半是为了看病，另一半，就是为了能跟苏医生说上两句话，闻一闻她身上那股淡淡的来苏水和雪花膏混合的清香。

我暗恋她很久了，可我胆子小，见了她连话都说不利索，更别提有什么别的想法。我这心思，被车间里几个跟我关系好的哥们儿看出来了。那天中午，我们蹲在车间后面抽烟，大刘用胳膊肘捅了捅我，挤眉弄眼地说：“建国，光想有什么用？得行动啊！”

我脸一红，讷讷地说：“行动啥啊，人家是大学生，是医生，我一个学徒工，配不上。”

“屁话！”旁边的李胖子把烟头一扔，“我给你出个主意。你下午就去卫生所，说你发烧了，这不就有机会跟苏医生接触了？”

一个下午，我心里七上八下的，脑子里反复演练着待会儿该怎么装得像一点。好不容易熬到快下班，我用沾着油污的手在脸上胡乱抹了两把，又在蒸汽管子旁边烤了一会儿，感觉脸颊滚烫，这才壮着胆子，一步三挪地走向了厂卫生所。

卫生所里很安静，只有苏医生一个人在整理药柜。听到脚步声，她回过头来，看到是我，脸上露出了温和的微笑：“是建国啊，怎么了？不舒服吗？”

“苏……苏医生，”我低着头，不敢看她的眼睛，含糊不清地说，“我……我好像有点发烧，头晕。”

“是吗？那你坐下，我给你量量体温。”她说着，就转身去找体温计。

她翻了半天，有点无奈地对我说：“真不巧，最后一根体温计刚才被一车间的张姐打碎了，新的还没送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下完了，要露馅了。我正准备说“那算了，我回去了”，苏医生却走到了我面前。

我还没反应过来她说的“试试”是什么意思，她就微微弯下腰，把她光洁的额头，轻轻地贴在了我的额头上。

那一瞬间，我的大脑“轰”的一声，彻底当机了。时间仿佛静止了，整个世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额头相贴的那一小块皮肤。我能清晰地闻到她发丝间洗发水的清香，能感受到她温润的呼吸轻轻拂过我的脸颊，甚至能听到自己如擂鼓般的心跳声。我的脸“腾”地一下就烧了起来，比刚才在蒸汽管子旁边烤的还烫。

大概过了五六秒，也可能是一个世纪那么长，她直起了身子，一双明亮的眼睛带着一丝笑意看着我，那笑容里，有种洞察一切的聪慧。

她用那好听的声音，在我耳边轻声说了一句话，一句让我后半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我整个人都僵住了，像被雷劈了一样，呆呆地看着她。她……她怎么会知道？我的伪装在她面前，就像一件透明的衣服，被她一眼就看了个通透。窘迫、羞愧、还有一丝被看穿心事后的慌乱，各种情绪涌上心头，我的脸红得能滴出血来。

我张口结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抓起帽子，狼狈地逃出了卫生所，身后传来她银铃般的轻笑声。

从那天起，我再也没脸去卫生所了，连路过都要绕着走。我觉得自己成了全厂最大的笑话。可没想到，我躲着她，她却开始“接近”我了。

几天后，车间里的老电扇坏了，吱吱呀呀地响，就是不转。老师傅们弄了半天也没修好。下午，苏医生竟然端着一壶菊花茶走进了我们车间。她笑盈盈地对大家说：“天太热了，我煮了点凉茶，大家解解暑。”

她给每个人都倒了一杯，最后走到我面前，把杯子递给我，轻声说：“你的火气最大，多喝点。”

周围的哥们儿都暧昧地笑了起来，我窘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也就是在那天，我等所有人都下班了，一个人留下来，把那台老电扇拆开，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硬是给修好了。

第二天，苏医生又来了，这次是给我送来一小盒清凉油，她说：“谢谢你把电扇修好了，这是给你的谢礼。”

一来二去，厂里开始传起了风言风语。说我王建国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什么德行。这些话很难听，但更让我难受的，是另一个人的出现。

他叫赵辉，是厂长的儿子，刚从大学毕业，分到技术科当工程师。人长得高高大大的，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总是穿着一身笔挺的的确良衬衫。他几乎是公开地追求苏晚晴，每天下班都准时等在卫生所门口，不是送一束花，就是提着一袋城里买来的水果。

跟赵辉一比，我感觉自己渺小到了尘埃里。他有学历，有家世，有前途，而我，只是一个满身油污的学徒工。我开始更加拼命地钻研技术，把所有的自卑和苦闷都发泄在那些冰冷的机器上。我把厂里所有机器的图纸都找来看，常常一个人在车间待到深夜。

我以为，我和苏晚晴的故事，就像两条平行线，有过一次短暂的交错，然后就会渐行渐远。

那年秋天，厂里从德国引进了一台新型的精梳机，是全厂的宝贝疙瘩。可这台机器水土不服，三天两头出毛病。德国专家来看过几次，也没彻底解决问题。那天，这台宝贝疙瘩又停摆了，而且是最关键的传动轴出了问题。要是修不好，整个纺纱车间都得停产，厂里的损失会非常大。

厂长急得满嘴起泡，技术科的人围着机器转了好几圈，连赵辉都束手无策。他说这是设计缺陷，得等德国那边寄配件过来，那至少得半个月。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我挤了进去，对我师傅说：“师傅，让我试试吧。”

所有人都用诧异的眼光看着我。赵辉更是不屑地冷哼一声：“你一个学徒工，懂什么？别在这儿添乱！”

我没理他，只是对我师傅说：“我前段时间一直在研究这台机器的图纸，我觉得问题可能不出在配件上。”

我的师傅了解我的脾气，他犹豫了一下，对厂长说：“厂长，就让建国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

我钻进机器底下，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仔细地检查着每一个零件。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在外面看着。苏晚晴也来了，她就站在人群后面，那双美丽的眼睛里，带着一丝我看不懂的担忧。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的衣服被油污和汗水浸透。终于，我发现了一个极其微小的细节，一个因为安装习惯和德国标准不同而造成的啮合误差。我调整了几个垫片的厚度，然后对外面喊：“好了，试试吧！”

车间主任半信半疑地按下了电钮。只听“嗡”的一声，那台精梳机平稳地运转了起来！

整个车间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厂长激动地拍着我的肩膀，一个劲儿地说：“好小子！好样的！你为厂里立了大功了！”

我从机器底下爬出来，浑身脏兮兮的，像个泥猴。我一眼就看到了人群后的苏晚晴，她正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那笑容，比我这辈子见过的任何东西都美。

那天晚上，厂里为我开了庆功会。我被破格提拔为技术员，还奖励了五百块钱奖金。赵辉全程黑着脸，提前就溜了。

庆功会结束后，我一个人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晚风吹在身上，特别舒坦。走到一个拐角，一个熟悉的身影正站在路灯下等我。是苏晚晴。

她手里提着一个饭盒，走到我面前，打开，里面是两个热气腾腾的茶叶蛋和一碗小米粥。

“忙了一天，肯定饿坏了，快吃吧。”她把饭盒塞到我手里。

我看着她，心里那层自卑的硬壳，在那一刻，彻底碎了。我鼓起这辈子最大的勇气，对她说：“苏医生……不，晚晴。我……我喜欢你。我知道我现在还配不上你，但我会努力的！”

她看着我，眼睛里泛起了泪光，却笑着说：“傻瓜，你今天修好机器的样子，比谁都威风。谁说你配不上了？”

1993年的春天，我和晚晴结婚了。婚礼很简单，就在厂里的小食堂，但所有人都来为我们祝贺。那天，她穿着红色的嫁衣，是我见过最美的新娘。

婚后，我们住进了厂里分的筒子楼。在晚晴的鼓励下，我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我参加了成人高考，考上了夜大。白天在车间实践，晚上去学校学习理论，日子虽然辛苦，但心里是甜的。

几年后，我成了厂里最年轻的工程师。再后来，随着改革的浪潮，我辞职下海，用这些年攒下的技术和人脉，开了一家自己的机械维修公司。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公司已经颇具规模，也早从筒子楼搬进了宽敞明亮的大房子。我们的儿子也上了大学，学的也是机械工程。

有时候夜深人静，晚晴会靠在我身上，笑着问我：“建国，你还记不记得，当年你为了见我，还假装发烧？”

我搂着她，总会笑着说：“怎么会忘呢？要不是你当年用额头那么一贴，又说出了那句‘心里有人了’，我这个榆木疙瘩，可能一辈子都开不了窍。”

是啊，我这辈子最该感谢的，就是1992年那个夏天。那一次笨拙的伪装，那一次勇敢的靠近，开启了我人生最美好的篇章。她不仅治好了我“心里有人”的病，更治愈了我一生的自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