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73岁，开始交待儿子我的后事，没想到，竟有很多和我想法一样的

我儿子俞志诚把筷子“啪”地一声拍在桌上，眼珠子瞪得像铜铃，冲我吼道：“爸！您是不是老糊涂了！哪有办后事还给来宾发钱的？您是嫌咱家的脸丢得还不够远吗？”

我呷了口茶，慢悠悠地把茶杯放下，看着他气得通红的脸，心里却平静得很。我不光要给来的人发钱，我还要在我的“告别会”上放《好日子》，摆上八大碗，谁敢哭我就把谁轰出去。

俞志诚的媳妇，我那还算明事理的儿媳孙慧敏，赶紧拉了拉他的胳膊，小声劝道：“志诚，你小点声，爸身体不好，你别气着他。”

可俞志诚正在气头上，哪里听得进去，指着我放在桌上的那个小本子，声音都在发抖：“你们看，他都写好了！第一条，不设灵堂，不收礼金。第二条，遗体告别会改名叫‘人生分享会’。第三条，凡到场者，每人红包一千！爸，您告诉我，这不是胡闹是什么？我们老俞家的脸，以后还要不要了？”

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告诉他：“志诚，这脸，我不要了。我要里子。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01

我叫俞国安，今年七十三，一个退休的老厂长。老伴走了五年，我就一个人住在这套单位分的老房子里。儿子俞志诚是个会计，踏实本分，儿媳孙慧敏是中学老师，知书达理，小两口对我孝顺，每周都回来看我，给我带各种吃的用的。在小区所有老人眼里，我这晚年生活，算得上是顶好的福气。

可人老了，身体就是一部不知什么时候会罢工的老机器。前些日子，我在卫生间里滑了一跤，虽然没伤到骨头，但在冰冷的地砖上躺了足足半个小时才缓过劲来。那一刻，我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也是从那一刻起，我开始琢磨我的后事。

我不想像我们院里去世的那些老伙计一样，在家里搭个阴森森的灵堂，亲戚朋友来了，不管心里怎么想，都得挤出几滴眼泪，哭几声“您怎么就走了啊”，然后留下份子钱，吃一顿豆腐宴就散了。过不了几天，就没人再记得你了。我觉得那样没意思，太虚了。

我这辈子，当厂长得罪过人，也帮过人；有看不惯我的人，也有心里感激我的人。我想在我走之前，把这些事儿都掰扯清楚。我想让我的告别，不是一场悲伤的仪式，而是一场温暖的聚会。

于是，我把我那惊世骇俗的想法，写在了一个小本子上，趁着周末儿子儿媳回来看我，一家人吃饭的时候，拿了出来。这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俞志诚这孩子，哪儿都好，就是太看重“规矩”和“脸面”。在他眼里，婚丧嫁娶，都得按老祖宗传下来的章程办，不能出一丁点差错，否则就是对祖宗不敬，就是让外人看笑话。

“爸，我求您了，别作妖了行不行？”他几乎是用哀求的语气，“您要是觉得钱没地方花，您就给我，给孙子留着，或者您自己出去旅游，怎么都行！您把钱发给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图什么啊？”

我瞥了他一眼：“我图个心里舒坦。这钱，是我自己攒的退休金，一个月八千多，我平时花销也少，这笔钱我早就准备好了。我就是要在我还能做主的时候，把这件事定下来。”

孙慧敏在一旁打圆场：“爸，志诚不是心疼钱，他是觉得这事儿不合常理。您想想，人家来吊唁，是情分，我们怎么能反过来给人家钱呢？传出去，人家会说我们老俞家拿钱买人缘，多难听啊。”

我笑了笑，对这个儿媳，我还是比较耐心的：“慧敏啊，你们觉得难听，是因为你们只看到了钱。我这么做，有我的道理。我这辈子，欠过一些人情，也得罪过一些人。我想用这种方式，做个了结。”

“了结？什么了结？”俞志诚的火气又上来了，“您当厂长那会儿，铁面无私，厂里谁不怵您？您得罪的人多了去了！您还想把他们都请来？人家不来就算了，万一来了，在您的告别会上闹事，那可怎么办？”

“他们会来的。”我笃定地说，“而且，他们不会闹事。”

看着儿子那一脸“你疯了”的表情，我知道，光用嘴说是说不通了。我得让他亲眼看看。

02

接下来的一周，我们爷俩陷入了冷战。他给我打电话，只问我身体好不好，按时吃药了没，绝口不提后事的事。我知道，他想用拖字诀，等我这股“邪火”自己灭了。

可我这辈子，决定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这天上午，我算好时间，拨通了一个电话。我知道，儿子今天在家休息，我特意开了免提，声音不大不小，正好能让他卧室里的人听见。

“喂，是卫东吗？我是你俞叔，俞国安。”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传来一个略带沙哑和惊讶的声音：“俞……俞厂长？您怎么……您怎么给我打电话了？”

“卫东啊，身体还好吧？我听人说，你现在自己开了个小加工厂，生意不错嘛。”我拉家常似的说道。

“托您的福，还……还行吧，勉强糊口。”对方的声音听起来很拘谨。

我能想象到电话那头，那个叫张卫东的汉子，此刻局促不安的样子。

就在这时，我卧室的门“吱呀”一声开了，俞志诚黑着一张脸站在门口，压低声音问我：“爸，你给他打电话干什么？张卫东！当年不是您亲手把他从厂里开除的吗？他因为操作失误，搞坏了厂里一台进口的机床，您当时一点情面都没留，让他卷铺盖走人了！这事儿当年在厂里闹得多大，您忘了吗？他不得恨死您啊！”

我冲他摆摆手，示意他别出声，然后继续对着电话说：“卫东啊，叔想请你帮个忙。我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我寻思着，等我闭眼那天，想请你来参加我的‘人生分享会’，你愿意来给我这个老头子捧个场吗？”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俞志诚在我旁边急得直跺脚，嘴里不停地念叨：“完了完了，这下肯定要被骂了，这不就是上赶着找羞辱吗……”

终于，电话那头的张卫东开口了，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和哽咽：“俞厂长……您……您说的是真的？您还认我这个不成器的徒弟？”

“傻小子，你永远是我的徒弟。”我说，“那就这么说定了，到时候我让我儿子通知你。”

挂了电话，俞志诚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我：“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他怎么是这个反应？”

我没理他，只是拿起桌上的紫砂壶，又给自己倒了杯茶。我说过，这出戏，才刚刚开始。我要让他一点点看明白。

03

周末，张卫东提着大包小包的水果和补品，真的找上门来了。

他一进门，看见俞志诚，还有点不好意思，局促地搓着手，喊了声：“志诚也在家啊。”

俞志诚勉强挤出个笑容，点了点头，眼神里全是戒备和不解。他大概以为张卫东是来“秋后算账”的，那些礼品不过是“先礼后兵”的烟雾弹。

我招呼张卫东坐下，孙慧敏客气地给他倒了茶。

“卫东啊，别拘束，就跟到自己家一样。”我笑着说。

张卫东放下东西，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坐得笔直，腰杆挺得像根标枪。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没说出口，眼圈却先红了。

俞志诚在一旁看着，更是一头雾水。

我拍了拍他的手背，说：“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还这么拘谨干嘛。你现在也是当老板的人了。”

张卫东“噗通”一声，突然从沙发上滑下来，跪在了我面前。

这一下，把我们一家三口都给惊呆了！俞志诚一个箭步冲上来，想去扶他：“张叔，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

张卫东却执意跪着，抬起头，眼泪已经下来了，声音哽咽着说：“厂长，不，师父！当年要不是您，就没有我的今天！这份恩情，我记了一辈子！”

俞志诚彻底懵了，扶着张卫东的胳膊，僵在那里，扭头看我，眼神里全是问号：“爸，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叹了口气，把当年的事，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

当年，张卫东确实操作失误，损坏了一台价值不菲的进口机床。按照厂里的规定，他不仅要被开除，还要赔偿一部分损失。张卫东当时刚结婚，媳妇怀着孕，家里穷得叮当响，要是真让他赔钱，那等于把他往绝路上逼。

所有人都以为我会秉公办理，毕竟我这个厂长向来以“铁面无私”著称。

“那天晚上，我把他叫到办公室，”我看着俞志诚，慢慢地说，“我当着他的面，把他骂得狗血淋头，然后签了开除他的文件。他当时脸都白了，一个劲地求我，说他不是故意的。”

“然后呢？”孙慧敏也忍不住追问。

“然后，”我顿了顿，“我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塞给了他。”

张卫东接过话茬，声音依旧颤抖：“那信封里，有三千块钱！三千块啊！在那个年代，那是一笔巨款！师父跟我说，‘卫东，你小子脑子活，不是在车间里待一辈子的料。国营厂这碗饭，看着稳当，但以后怎么样，谁也说不好。这钱你拿着，别声张，回你老家，搞个小作坊，自己干！就当我这个师父，最后拉你一把。’他还说，‘我必须开除你，不开除你，堵不住厂里悠悠众口，也逼不了你下决心出去闯。你记住了，以后出去，别说认识我，就当我俞国安对不起你。’”

说到这里，张卫东已经泣不成声。

俞志诚和孙慧敏都听傻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一桩被传了二十多年的“厂长无情开除得意门生”的旧案，背后的真相竟然是这样的。

我看着儿子震惊的脸，平静地说：“志诚，现在你明白了吗？我办这个‘分享会’，不是为了面子，是为了情义。我想让那些像卫东一样，被我‘伤害’过的人，能有机会把当年的委屈和真相说出来。我不想带着误会进棺材。”

俞志诚的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他看着跪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的张卫东，又看看我，眼神里的愤怒和不解，渐渐被一种复杂的情绪所取代。

那天，张卫东在我家吃的中饭。饭桌上，他说了自己这些年创业的艰辛和成功，言语之间，全是 对我的感激。他说，要不是我当年那一“脚”，把他“踹”出了安乐窝，他现在可能还在为下岗发愁。

送走张卫DONG之后，家里一片沉寂。

俞志诚默默地收拾着碗筷，孙慧敏则坐到我身边，轻声说：“爸，我好像有点明白您的意思了。”

我点了点头。这只是第一个。还有好几个呢。

04

第二个被我“邀请”的人，叫李小芳。

说起这个李小芳，我们家属院的老邻居们更是无人不知。她是我们厂以前食堂的临时工，一个从农村来的小姑娘，手脚勤快，但人有点木讷。

当年我管后勤，食堂也在我管辖范围之内。有段时间，我天天让李小芳下班后写检查，就因为她给工人打菜的时候，手总会抖，把馒头掉在地上。我罚她把掉的馒头自己吃了，还让她写检讨，说她浪费粮食，思想有问题。

这事儿在厂里传得沸沸扬扬。大家都说我这个厂长，不仅对干部和技术工人要求严，连个食堂的小临时工都不放过，简直是“阎王爷”，不近人情到了极点。俞志诚那时候还在上中学，也因为这事儿，被同学笑话过，说他爸是个“周扒皮”。

所以，当我提出要把李小芳也请来的时候，俞志诚的反应比上次还激烈。

“爸！您饶了我吧！张卫东那事儿，算您有苦衷。可李小芳呢？您当年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一个小姑娘训得天天哭，这总没得洗了吧？您把她请来，不是等于请个人来当众控诉您吗？您这分享会，是想开成批斗会？”

我没跟他争，只是让他等着看。

我通过老同事，要到了李小芳的联系方式。她早就离开我们这个城市，嫁到了外地，生活得还不错。

电话打过去，当我自报家门后，李小芳在电话那头，和张卫东一样，也是长久的沉默。

我把我的想法跟她说了一遍。

她听完，在电话里就哭了。她什么都没问，只说了一句：“俞厂长，您放心，只要您一句话，我就是从天边，也一定赶回来。”

李小芳回来的那天，是俞志chen开车去火车站接的。据他说，他在出站口看到李小芳的时候，差点没认出来。当年的黄毛丫头，现在已经是一个气质温婉的中年妇人。

李小芳一进家门，看到我，眼泪就跟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她拉着我的手，反复说：“俞厂长，谢谢您，谢谢您一辈子。”

孙慧敏赶紧递上纸巾，轻声安慰她。

俞志诚站在一边，挠着头，脸上的表情比上次还要精彩，活像一个脑袋里装满了十万个为什么的孩子。

等李小芳情绪稳定下来，我才笑着对儿子说：“志诚，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当年为什么非要跟一个小姑娘过不去吗？今天，就让小芳亲口告诉你。”

李小芳擦了擦眼泪，看着我们，开始讲述那段往事。

“那时候，我刚从农村出来，家里特别困难。我妈有很严重的风湿病，常年吃药，下面还有弟弟妹妹要上学。我在食堂一个月工资，除了自己最基本的开销，全都寄回了家。”

“食堂的饭菜，我根本舍不得吃。每天看着那些白面馒头、红烧肉，我馋得直咽口水。所以，我……我就想了个笨办法。”李小芳的脸红了，“我假装手滑，把馒头掉在地上。按照规定，掉在地上的食物是不能再给工人的。我想着，等没人了，我就偷偷捡起来，带回家当晚饭。”

俞志诚和孙慧敏听到这里，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可是，我的小聪明，第一天就被俞厂长看穿了。”李小芳说，“那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我吓得魂都没了，以为他要开除我。结果，他让我把掉的馒头当着他的面吃掉。我当时觉得屈辱极了，眼泪直打转。可我不敢不吃。”

“吃完后，他没骂我，也没说要开除我，而是让我写一份检讨，检讨我为什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他还说，以后每天都要检查我的思想动态。”

“从那天起，我再也不敢‘手滑’了。可是我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每天食堂关门后，总管总会跟我说，今天馒头蒸多了，或者哪个菜剩了点，让我带回去，别浪费了。而且，从那以后，我每个月都能在我的工资信封里，多发现二十块钱。我问过会计，会计也说不知道怎么回事。”

“直到有一天，我弟弟急匆匆地跑到厂里来找我，说我妈病重，急需一笔钱做手术。我当时都绝望了，坐在宿舍里哭。是俞厂长找到了我，他什么都没说，直接塞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五百块钱！他对我说，‘赶紧回去给你妈看病，工作我给你留着。’他还告诉我，以后别再用那种笨办法了，有困难，就堂堂正正地说出来。”

李小芳看着我，泪眼婆娑：“后来我才知道，食堂每天‘多出来’的饭菜，是俞厂长自己掏钱买下的。我工资里多出来的钱，也是他嘱咐会计偷偷放进去的。他让我写检讨，不是为了羞辱我，而是用这种方式，既保全了我的自尊心，又不动声色地帮助了我。他是在教我，人穷，但志不能短！”

故事讲完，满室寂静。

俞志诚的眼睛红了，他低着头，我看到有晶莹的东西，从他眼角滑落，滴在了地板上。

他走到我面前，声音沙哑地叫了一声：“爸……”

后面的话，他再也说不出口，只是一个劲地用手背抹着眼睛。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傻小子，现在，你还觉得你爸是在作妖吗？”

05

我的“人生分享会”，最终还是办了。

不过，不是在我走后，而是在我七十三岁生日那天。我决定，不等了，我要亲眼看着，亲耳听着。

地点就选在小区旁边的一家饭店，我包下了一个大厅。儿子和儿媳妇，这次没再有任何异议，反而成了最积极的张罗者。

那天，来了很多人。有白发苍苍的老同事，有像张卫东、李小芳这样，曾被我“伤害”过的故人，还有一些我平时经常帮助的邻里。

大厅里没有哀乐，放的是喜庆的《好日子》和《走进新时代》。没有花圈，桌上摆满了鲜花和水果。

我穿着儿子给我买的新中式外套，坐在主位上，看着满堂的宾客，心里是前所未有的踏实和温暖。

分享会由孙慧敏主持，她说：“今天，是我公公俞国安先生的七十三岁大寿，也是他别开生面的‘人生分享会’。我公公说，他不要寿礼，但他希望今天到场的每一位，都能分享一个和我们家老寿星有关的，真实的故事。”

第一个站起来的，是张卫东。他说了当年被“开除”的真相，说完，对着我深深鞠了一躬。

第二个站起来的，是李小芳。她含泪讲述了“检讨书”和“五百块钱”的故事，引得在场不少女同胞跟着抹眼泪。

接着，一个又一个的人站起来。

有我当年的副手，说我为了保住他，一个人扛下了技术改革失败的所有责任，自己被降了职。

有车间的老工人，说他儿子考上大学没钱交学费，是我匿名资助了四年，直到孩子毕业，他才从一封信里知道了真相。

有楼下的王阿姨，说她老伴半夜突发心脏病，是我背着他跑了三条街送到医院，才抢救了回来。

……

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像一块块拼图，拼出了一个俞志诚和孙慧敏从未认识过的，我的另一面。

我儿子坐在我身边，从头到尾，眼眶都是红的。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手心全是汗。他一遍又一遍地在我耳边说：“爸，对不起……爸，我错了……”

我笑着摇摇头。

最后，我站了起来。全场都安静了。

我看着大家，说：“谢谢，谢谢大家今天能来。我这辈子，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个普通的老头。我脾气不好，说话直，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让很多人觉得不舒服。但我心里，是热的。”

“我今天办这个会，不是为了给自己歌功颂德。我是想告诉我儿子，告诉所有的年轻人，一个人活在世上，留下的不应该是多少钱，多大的房子。而是你走之后，还有人能记起你的好，能念着你的情。这，比什么都重要。”

“我不希望我的葬礼上，是一片哭声。我希望大家提起我俞国安，能笑着说，‘嘿，这老头，还挺有意思的！’”

我说完，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宴席的最后，儿子和儿媳，把早就准备好的红包，一个个发到了来宾的手里。

大家打开红包，都愣住了。

红包里，除了一千块钱，还有一张我亲手写的卡片。给每个人的卡片内容都不同，上面写着我对他说过的话，或者我们之间共同的回忆。

给张卫东的卡片上写着：“卫东，好样的！师父为你骄傲！”

给李小芳的卡片上写着：“小芳，记住，人穷志不短，你做到了。”

而给俞志诚的那个最厚的“红包”里，没有一分钱。里面是这套老房子的房产证，我的存款单，还有一封长长的信。

信的最后，我写道：

“儿子，爸爸这辈子最大的骄傲，不是当了什么厂长，不是攒了多少钱，而是养育了你这样一个正直、善良、孝顺的儿子。你是我这一生，最完美的作品。记住爸爸的话，做人，里子永远比面子重要。爱你，我的儿子。”

俞志诚拿着那封信，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在我面前，哭得像个孩子。

他抱着我，哽咽着说：“爸，我懂了，我全懂了。您放心，以后我们老俞家的‘规矩’，就按您的来！”

大家说，我这后事交待得，是不是挺有意思的？换了你们，能理解我这个老头子的做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