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所未闻或鲜为人知：有神与无神奇妙共存：市委党校内的传教士墓

“有神”与“无神”奇妙共存

市委党校内的传教士墓

大多数北京人不知道市委党校在哪儿，知道市委党校在哪儿的或去过那儿的，几乎无人知道，在这个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地方，竟隐匿着一处外国传教士的墓地，且明清两代传教士之翘楚全数在此。本文讲述的就是这段“有神”与“无神”奇妙共存之处背后的故事。

一、“西学东渐”的先驱者：从利玛窦到郎世宁

提及中西文化交流史，尤其是从16至18世纪，外国传教士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因为他们是当时唯一兼具跨文化能力和传播动力的群体。

利玛窦（1552-1610）无疑是最具标志性的人物之一。这位意大利耶稣会士于1582年抵达澳门，开启了他在华28年的传教生涯。利玛窦的卓越之处在于他开创了“文化适应”传教策略。为融入中国社会，他先以僧人形象出现，后改穿儒服，刻苦研习儒家经典，甚至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介绍到欧洲。他深知要赢得中国士大夫的信任，必须尊重本土文化。他采用的“补儒”策略卓有成效，即用西方科学补充儒家学说，同时将儒学作为人文主义思想推介给欧洲。这种双向的文化诠释，使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西学东渐第一人”。

利玛窦

利玛窦的贡献远不止于宗教领域。他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首次系统地引入了欧洲数学体系。他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地图，颠覆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他带来的自鸣钟、三棱镜等西洋奇器，令明朝士大夫们惊叹不已。尤为难得的是，他允许中国天主教信徒保持祭祖祀孔的传统。尽管此举引发了教会内部持续百年的“中国礼仪之争”，却为天主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奠定了基础。

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世界地图

继利玛窦之后，明朝末期来华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1591-1666）参与修订《崇祯历法》，入清后担任钦天监监正，奠定了中国现代农历的基础。而比利时人南怀仁更是成为康熙皇帝的科学启蒙老师，每日进宫讲授数学、天文知识。他设计制造的六架大型天文仪器至今仍矗立在古观象台上。在军事领域，南怀仁为清廷铸造轻型火炮，在三藩之乱中发挥关键作用，因此被授予工部右侍郎的官职，成为少数官至二品的西方人之一。

在清代“康、雍、乾”时期的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则是以艺术家的身份延续着这一文化交流传统。作为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宫廷画师，郎世宁将西方透视学与中国传统绘画相结合，创造出独特的“新体画”风格。他不仅为皇室绘制肖像，还参与记录了乾隆平定准噶尔等重大历史事件，其作品如《乾隆皇帝大阅图》等成为研究清代历史的珍贵资料。他还协助年希尧完成中国首部透视学专著《视学》，将西方绘画技法系统引入中国。

郎世宁

乾隆年间，朝廷修建圆明园为夏宫。乾隆命郎世宁设计规划、起草建筑图样。乾隆十二年（1747年）参与了圆明园内长春园欧洲式样建筑物（俗称西洋楼）的设计和施工，并亲手设计了著名的十二兽首铜像。

二、皇赐墓地厚葬：入土并未为安

1610年利玛窦逝世之时，按照当时惯例，外国传教士在华去世后应移葬澳门。然，彼时的明万历皇帝却破例准奏，将阜成门外二里沟一处约20亩地的佛寺旧址，赐作利玛窦的安息之所，称滕公栅栏墓地。时任宰相叶向高曾这样表明了朝廷对利玛窦学术贡献的高度认可：“子见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赐葬地矣”。墓地建筑融合了中西风格，墓穴为长方形，坐北朝南，后建有西式拱顶六角亭供奉十字架；墓碑采用中国传统螭首方座形制，高2.7米，正中刻“耶稣会士利公之墓”，碑文详细记载了利玛窦的生平事迹。这种建筑形式的融合恰如当年利玛窦提出的“文化适应”策略，既保持天主教的核心象征，又尊重中国的礼仪传统。墓地南门外设有石墁甬道，前立石门牌坊，上书"钦赐"二字，彰显皇家恩典。

利玛窦墓建成后，逐渐成为来华传教士的长眠之地，清代最重要的两位传教士汤若望和南怀仁先后葬于其左右，形成“三墓一园”的格局。

汤若望墓（左）、利玛窦墓（中）、南怀仁墓（右）

至乾隆年间，随着郎世宁等传教士的安葬，墓地规模进一步扩大，形成了西侧为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墓园，东侧为其他传教士墓区的布局。

郎世宁墓碑正面和背面

然，厚葬了传教士们入土后并未“为安”。这块皇恩浩荡赐予的安身之处，在近代中国史动荡风云中曾遭两次浩劫。第一次浩劫发生在1900年庚子兵乱前。时，义和团拳民冲进了这块洋人的墓地，传教士的墓穴被掘开，墓碑尽遭损毁。八国联军进北京城后，清政府与列强各国签订了《辛丑条约》。1903年，清廷斥资万两白银，不但重修了墓地，而且还在墓地旁修建了一座是哥特式风格的“致命圣教堂”，当地百姓称其为“马尾沟教堂”，除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龙华民、徐日升、索智能等6人的墓碑单独立起外，散落在墓园的77尊教士墓碑镶嵌在教堂墙体中以示保护。

马尾沟教堂

马尾沟教堂不断扩建，除教堂主体建筑外，1903年还兴建了“口字楼”，作为法属遣使会修道院。1926年，“口”字楼里创办了“文声大修道院”，来自北京和华北地区的修士，在这里攻读哲学、神学，这里成了培养中国籍司铎的高等学府，现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教傅铁山便是毕业于此。1910年建了“山字楼”，作为法国圣母会总院。楼南建了葡萄酒厂，专门生产做弥撒用的葡萄酒。口字楼和山字楼的名字取自其建筑平面形状。

山字楼

解放后，马尾沟教堂的外国教士离开中国，整个教堂由中国教会人士管理。1954年，北京市委党校筹建选址看中了这块地方。经与教会交涉商定，市政府将西郊西北旺一块土地辟为新的天主教墓地，以换取这处地产，且用10万元购买了山字楼和口字楼两栋建筑，酒厂迁至石景山重建。然，在墓地的处理问题上，党校与教会产生了分歧。前者主张将坟墓全部迁走，而后者认为此举将伤害教徒感情，不利于团结。最终还是交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拍板定案，将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人的墓碑仍在原址保留，龙华民、徐日升、索智能三人的墓碑移至教堂后院，其他800余个墓碑迁至西北旺。教堂不仅保留，而且还照常举行宗教活动。于是乎，传授马列主义的党校与传授有神论的教堂就这样奇妙地交汇在一起，大家和平共处，相安无事。每逢礼拜日，教民随着钟声聚集到教堂，唱响圣歌，聆听布道。党校学员们，有好奇者也进教堂看看这些虔诚的教徒如何拜他们的主，习以为常者从这里路过，就当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然，这样光景仅维续到1966年那个夏天便戛然而止了。文革并未放过这些已在这里沉睡百余年的传教士。马尾沟教堂和栅栏墓地遭到破坏，教堂墙壁上镶嵌的教士墓碑被砸毁散落各处。面对红卫兵“三天之内必须拆掉墓碑”的勒令，党校房管处的一名工作人员急中生智，提出将利玛窦等人的墓碑深埋地下，令其“永世不得翻身”。这个创意得到了红卫兵的认可，墓地消失了，墓碑却留下了。破坏几乎抹去了墓地的所有物理痕迹，只留下历史文献中的记忆。

三、风雨之后见彩虹：“有神”与“无神”奇妙共存

文革过后的中国，这些传教士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但远隔重洋的教会却依然牵挂着他们。1978年，应意大利政府的请求，北京市拨款重新对这块墓地进行了修缮。1979年，那些“永世不得翻身”的墓碑重见了天日。人们发现利玛窦墓碑正面被钻了若干不深的小洞，汤若望和南怀仁墓碑已断裂。利玛窦碑正面被磨平后重刻，汤若望和南怀仁碑分别用树脂胶粘好，墓地坟冢按原样修好。历时一年，墓地修复工作完成，当年“三墓一园”的格局又重现在人们面前。

利玛窦墓地-“三墓一园”（西院）

1984年，党校出资扩建了传教士墓地。在利玛窦等三人的墓地东侧专辟一院，将散落在院中的60尊石碑重新竖立起来，东侧墓区安葬的六十余位传教士，包括著名宫廷画家郎世宁。

外国传教士墓地（东院）

外国传教士墓地（东院）

2006年5月25日，国务院公布“利玛窦和外国传教士墓地”为第六批全国重点保护单位。包括“三墓一园”（西院）和外国传教士墓地（东院）。

外国传教士墓地（东院）

“利玛窦和外国传教士墓地”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一认定不仅确认了墓地的历史价值，也为其长期保护提供了制度保障。如今，墓园已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每年吸引着众多学者、游客和天主教徒前来凭吊。尤其令人深思的是，这片天主教传教士的长眠之地，恰恰位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党校院内，构成了"有神"与"无神"奇妙共存的文化景观1。正如墓园介绍所言：“这正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尊重人们的宗教信仰，对那些为发展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友谊做出贡献的人是不会忘记的”。

若您有兴趣不妨前往北京市委党校走一趟看看。目前，游客可通过登记身份证进入北京市委党校参观利玛窦墓，无需预约或支付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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