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药企洞察｜默沙东终止康方2亿美元合作项目，跨国药企如何“优中选优”？

编者按：

全球视野下的跨国药企深度洞察——创新、博弈与中国答卷

在全球医药产业发展的宏大叙事中，跨国药企始终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既是科学前沿的探索者，也是大多市场规则的塑造者，更是各国医疗生态的重要参与者。从FDA到EMA再到NMPA ，从成熟市场到新兴市场，跨国药企的战略抉择不仅关乎企业自身的兴衰，更深刻影响着全球患者的健康福祉。而在这一版图中，中国市场也正从“可选项”到“必选项”再升级为“决胜场”，其独特的政策环境、临床需求和创新潜力，为跨国药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我们拟打造《跨国药企洞察》栏目，致力于以全球视野观察跨国药企的发展逻辑，既关注MNC巨头的顶层战略——辉瑞如何平衡新冠红利后的增长焦虑，强生怎样通过拆分重塑竞争力；也聚焦区域市场的关键战役——中国医保谈判中的定价艺术，ADC领域中日韩创新药企的竞合博弈；更试图揭示行业本质问题：在细胞与基因治疗、GLP-1等颠覆性技术浪潮下，未来诸多面临“专利断崖”的跨国药企护城河是正在加固还是被瓦解？

与此同时，中国篇章亦无疑是这一洞察的核心维度。无论是将中国纳入全球早期研发体系，还是以“中国优先”策略押注中国市场，亦或是本土Biotech与MNC从License-in到License-out的范式转换，这些案例无不印证：跨国药企的中国战略已从“规模游戏”进阶为“创新游戏”。在这里，您将看到：默沙东如何凭借HPV疫苗与K药续写“中国奇迹”；诺和诺德怎样将减重赛道“爆款”转化为长期市场优势；AZ、罗氏等巨头又如何通过BD合作构建创新生态……

本栏目将记录领军者们的战略抉择，解析重磅管线的研发进展，剖析商业化排兵布局策略，解码本土合作的商业逻辑，观察政策与市场共振下的行业变局。我们既记录成功者的方法论，也分析折戟者的警示录，试图为行业提供真正具有全球坐标系的本土洞察，以全球视野解读中国机遇，以行业高度审视企业决策，呈现跨国药企如何在中国这个广袤市场的平衡速度与耐心、全球化与本土化、科学精神与商业智慧。

变革已至，未来已来。我们期待与您一同见证！（朱萍）

近日，默沙东在其第二季度项目进展更新中，公开披露了多项关键研发项目的终止决策。这一系列调整，正是其推行成本控制与资源重新配置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引起行业关注的是，与中国创新药企康方生物合作开发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治疗用CTLA-4抗体MK-1308项目。

作为默沙东曾寄予厚望、计划与其明星产品Keytruda联合攻克NSCLC治疗瓶颈的重点项目，MK-1308在推进过程中累计投入接近2亿美元。此次终止的关键原因，源自一项于2025年6月完成的二期临床试验，其主要疗效指标未达到预期标准。

MK-1308的终止只是冰山一角，石药集团、百济神州等多家中国创新企业的合作项目也曾被境外合作方终止或退回。跨国药企正通过严格筛选合作资产，采用分阶段里程碑支付和条件触发机制，强化风险管理，提升投资回报预期，推动本土Biotech提升创新能力和数据质量。

在全球药企战略调整的大背景下，中国市场的角色正发生深刻变化，从传统的销售终端和成本中心，逐渐转型为全球研发战略的重要枢纽。越来越多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在中国同步启动，甚至由中国研发团队主导设计，产出的临床数据已成为项目是否具备全球推广潜力的重要风向标。

对于中国创新药企而言，这既是严峻挑战，更是检验“创新含金量”的新标准。优中选优，具备较强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项目才更有可能赢得跨国药企青睐，迈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01.

MK-1308项目终止，默沙东走向“多事之秋”

默沙东与康方生物的“牵手”可追溯至2015年。

康方生物将其自主研发的 CTLA-4 单抗（后命名为 quavonlimab，代号 MK-1308）授权给默沙东。据公开资料披露，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总金额约 2 亿美元，默沙东获得该抗体除中国以外的全球开发与商业化权利。

至 2021 年，MK-1308 已进入多项与默沙东王牌产品帕博利珠单抗（Keytruda）联合的临床试验，适应症布局涵盖肾细胞癌（RCC）、肝细胞癌、MSI-H 结直肠癌、黑色素瘤等多种肿瘤类型，并推进至 III 期临床阶段。

此前的数据库记录显示，该药物还在一项二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研究中接受评估，该试验预计于 2025 年 6 月完成，共招募 245 名患者，以反应率为主要终点。

据了解，当前CTLA-4 抑制剂市场正经历从首代产品向下一代疗法的激烈迭代。百时美施贵宝的 ipilimumab 一度稳居市场主导地位，而 tremelimumab 和 durvalumab 等其他 CTLA-4 单抗也在临床试验中探索用于 NSCLC 的治疗。企业方面，默沙东、BioNTech、Agenus、BioAtla 等多家公司正竞相开发亲和力更高、安全性更优的新型 CTLA-4 抑制剂。

尽管 CTLA-4 抗体潜力巨大，其商业化仍面临多重挑战。其一是高昂的研发与生产成本，这直接导致终端售价居高不下。例如，ipilimumab 年治疗费用可超过 10 万美元，显著限制了患者的可及性。其二是免疫相关不良事件等安全性问题，可能让部分医生与患者对这类疗法望而却步。

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 MK-1308 在早期联合治疗中曾显露一定协同效应，最终结果仍不足以支撑后续投入，成为默沙东在第二季度更新中披露的多项研发管线调整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该药物在肾细胞癌方向的 III 期临床仍在继续推进。

对于默沙东而言，当下可谓“多事之秋”，“调整”成为年度的核心旋律之一。

一方面，作为公司重磅免疫治疗产品，Keytruda 在 2024 年实现 294.82 亿美元销售额，继续蝉联“全球药王”宝座，但其核心专利将在 2028 年到期，届时将同时面临生物仿制药竞争与医保降价的双重压力。

有预测显示，到 2033 年，该药的复合年增长率或将因专利到期及仿制竞争而下降 3.12%。

另一方面，另一王牌产品 HPV 疫苗 Gardasil 的销售表现同样承压。尽管全球需求总体增长，但在中国市场，2024 至 2025 年间销量出现显著下滑，公司甚至暂停出货以消化库存。

Gardasil 在美国的专利同样将于 2028 年到期，一旦仿制疫苗入市，定价权与利润空间都将大幅压缩。

面对 Keytruda 与 Gardasil 的双重专利悬崖，默沙东在管线布局上必须优先押注那些能够在较短周期内产出关键临床数据、支撑全球注册与商业化的候选药物。在这一标准下，相较于 MK-1308，那些在作用机制或临床疗效上更具全球差异化（global differentiation）的项目自然获得了更高的资源优先级。

MK-1308 的终止，折射出默沙东战略重心已从“广撒网”转向更为严控成本与集中投放资源的精细化投资模式。

这一调整与其整体经营策略一脉相承。默沙东此前披露，到 2027 年底，公司计划每年削减成本 30 亿美元，并将节省资金“全部再投资”于新产品的推出。

例如，默沙东正在为 Keytruda 申请可皮下注射新配方的配套专利，以期延长市场保护期，抵御 2028 年起可能出现的竞争。

今年早些时候，默沙东宣称，其研发管线中有 20 款产品被寄予厚望，预计可在未来数年内为公司贡献每年 500 亿美元的收入。

02.

国产管线遭频繁退回，“优中选优”带来新考验

实际上，MK-1308并非唯一一款被跨国药企“按下暂停键”的国产合作管线。近两年间，还有多项中外合作项目经历了类似的“终止命运”。

2025年3月20日，美国一家专注精准肿瘤药物研发的创新药企 Elevation Oncology 发布公告，宣布终止其 Cladin18.2 ADC 新药 EO-3021 的开发项目，决定将资源重点集中投入 HER3 ADC 新药 EO-1022 的推进中。EO-3021项目源自石药集团，是该集团自主研发的首款 ADC 药物，也是同类首创的抗 Claudin 18.2 单克隆抗体偶联物。这一终止决定不仅导致 Elevation 当日股价暴跌 41%，更引发市场对中国创新药临床数据可靠性的连锁质疑。

2024年8月，默沙东宣布退回科伦博泰 ADC 平台的代表性项目之一 SKB315 的权益。尽管该靶点备受期待，但截至 2024 年 4 月，全球已有 4 款 Claudin18.2 ADC 进入临床 III 期，而仍处于 II 期的 SKB315 显然缺乏竞争优势。

百济神州的经历更为典型，曾在一年之内连续两款产品被“退货”。

2023年7月，百济神州发布公告称，其子公司百济神州瑞士与跨国药企诺华制药签署《共同终止和释放协议》，终止后诺华不再拥有欧司珀利单抗的独家许可权。欧司珀利单抗是百济神州自主研发的一款人源化 IgG1 单克隆抗体，适用于肺癌、肝癌、宫颈癌及食管鳞癌等多个适应症，且被公司誉为“当前开发进程中最先进的抗 TIGIT 抗体之一”。

仅两个月后，2023年9月，百济神州又宣布与诺华终止替雷利珠单抗（商品名：百泽安）的合作，百济神州瑞士重新获得百泽安的全球开发、生产和商业化全部权利。值得注意的是，百泽安是中国第七款上市的 PD-1/PD-L1 类产品。根据百济神州财报显示，2023年上半年百泽安在国内销售额达 18.36 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40%。

此外，凌科药业的 JAK1 抑制剂、基石药业的 PD-1/PD-L1、诺诚健华的奥布替尼、天境生物的 CD47 抗体，以及加科思的 SHP2 抑制剂等多个项目，均经历被海外合作方先后退回。

由此可见，跨国药企“退回”国产合作管线已非偶发个案，而是在全球战略重整、本土竞争加剧以及投资回报预期趋于谨慎的大背景下，越来越频繁出现的“选择性优化”行为。

此前，在PD-1、ADC等热门赛道中，跨国药企普遍将中国本土Biotech视为“性价比高”的合作对象——研发成本较低、临床推进速度快、资产估值相对合理。

然而，随着同质化竞争的加剧、临床红利的逐渐稀释，以及医保支付政策的收紧，跨国药企在筛选合作项目时的标准不断提高。如今，它们更加强调项目的全球差异化价值——不仅要求资产在中国能快速推进，更看重其在机制创新（如双特异性抗体、新型免疫调节靶点）、适应症布局（罕见病、耐药亚型）或技术平台（如下一代ADC连接子、基因编辑的细胞治疗技术）方面具备First-in-Class或Best-in-Class的潜力。换言之，能否在全球舞台上找到“独一无二”的卖点，已成为跨国药企投资决策的核心考量。

在合作条款设计上，跨国药企更倾向于采用分阶段、带有“条件触发”的支付模式，即“里程碑节点”合作。通常，合作初期仅支付较小的首付款，后续根据项目在I期、II期、III期临床数据表现或监管审批进展，逐步释放里程碑款项。若早期数据显示客观缓解率（ORR）显著低于同类产品，或安全性问题凸显，MNC则可根据协议迅速终止合作，以避免沉没成本的进一步扩大。

例如，在部分ADC授权协议中，跨国药企的首付款通常为数千万美元，但若项目顺利推进至III期并获批，里程碑支付的累计金额则可达到数亿美元乃至十亿美元级别。这样的合作模式，有效分散了风险与成本，使得MNC得以在项目早期保持“轻装上阵”，同时激励本土Biotech在关键节点提供更具说服力的临床数据。

过去，中国在跨国药企全球战略中的角色多以销售终端（扩大市场份额）或成本中心（降低研发和生产开支）为主。然而，当前这种定位正发生快速转变，中国正逐步成为全球研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越来越多的国际I/II期多中心临床试验在中国同步启动，且不少试验由中国研发团队主导设计。2025年全球制药企业50强中，前十大药企有六家在上海设立了研发中心或孵化器，分别是强生、罗氏、辉瑞、阿斯利康、诺华与赛诺菲。其余四家中，默沙东和诺和诺德的研发中心设立于北京，百时美施贵宝虽未设研发总部，但在上海等城市拥有研发团队。

这些在中国产生的临床和研发数据，成为衡量项目是否能“在中国验证有效”，是否能在全球开发的风向标。

MK-1308的终止，并不只是一个合作项目的消失，更是跨国药企在华决策逻辑的一次转弯。面对内部成本控制与全球竞争双重压力，跨国药企正在对合作门槛、项目优先级进行深度重构。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市场的角色也在变化：从“份额目标”走向“价值创造”，从“产品终端”走向“研发源头”。

对于中国药企而言，这既是挑战，更是检验“创新含金量”的新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