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生活在空间与记忆中退场，时代变动中，一代人苦苦寻找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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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推送#书摊计划#第184期：万有引力新书《赤土：一个移民村庄的存在与时间》（夏佑至 著）。

这是一代乡村年轻人经历的“城乡转换”

这是一副乡村现代化转型的对照图

这是一部传统乡村社会的消亡史

赤⼟是中国中部丘陵地带的⼀个小村庄。我想写⼀写这个村庄在过去40年里的变迁。在这40年里，⼏乎所有村⼈都经历了⽣活⽅式万花筒式的戏剧性转变，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经济结构、情感世界、⼈际⽹络和对时间的感知也不例外。我是这个微不⾜道的小村庄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和观察者，也是它的讲述者。但本书也想写写那些在可见的未来仍将维持原状的事物，特别是地理和制度构成的⽣存空间，它们巨⼤、宏观，结构井然，曾经有⼒地塑造了⼈们的观念和⾏为模式。我想知道这些事物对村庄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本书的写法是特别的。个⼈回忆只是书中的线索之⼀，叙事和解释将被编织在⼀起。我想通过这本书探索⼀种个⼈⽂体，希望最终呈现出鲜明的语⾔风格——它应该介于⽂学话语与社会科学话语之间，尽管从根本上讲是非虚构作品，却能在某些地⽅包容虚构作品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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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与重建

计划中的水库规模有多大，其实主事之人也缺少全盘了解。和1958年发生的很多事情一样，大坝建造过程仓促、草率，收益被夸大，而代价沉重，极少被人提及。随着饥荒接踵而来，工程进行四年后中止。1969年该县发生大洪水，未完成的水库大坝几乎溃坝，于是次年又重新开工建设。规划模糊却不可逆的巨型工程带来大量衍生工程和维护风险，甚至到半个世纪后还没有完全消除。2003年的一份报告指出，水库心墙（大坝核心）施工质量极差，泄洪闸门无法正常启闭，需要按照病险水库进行改造。改造方案的主体是在原大坝另造一座混凝土挡水墙，泄洪闸门与泄洪口河道全部重新施工。全部工程到2009年才完成。由于县城位于水库正下方，泄洪道以下河道绕城东流过，凡春夏有大汛，县城必一夕数惊。最后县政府连带医院、学校等公共机构，不得不放弃原址（公元454年以来一直是县治所在），迁往河对岸地势较高的山坡重建。

迁建从1970年代末开始，持续到1990年代末。大有是最后一批在县中老校区上学的学生。高中二年级暑假前，学生扛着自己的课桌椅，徒步走向新校区。天气闷热，一大群营养不良的年轻人，穿着两褶西裤或黄色军便裤，过于宽大的白色或灰白色长袖衬衫，下摆不掖进裤子，穿着球鞋、凉鞋或拖鞋，拖拖拉拉地走成一条差不多延续半公里长的队伍。出了学校，这支稚气未脱的队伍向东穿过东门大桥，朝北爬上一段短坡，无须到坡顶，便又转向东，下一长坡，再上一长坡。新校区教学楼位于坡顶，而操场、食堂和宿舍坐落在两坡之间的洼地里，一下雨就积水严重。

这段经历只是一座水库数不尽的未尽事宜中微不足道的一个瞬间。但它是一个缩影。1958年以来，围绕这座水库，数不清的人和他们的生活都发生了大大小小变化，它也给大有的人生留下一个烙印，并提醒他，当父亲比自己小得多的时候，也曾在某个迁徙的队伍之中。

移民并不是短暂的迁移本身，而是漫长得多的丧失和重建过程。水库建设周期拖延越久，这个过程就越长。大有父亲甚至是在这个过程中长大的。他的童年时代因此充满饥饿、恐惧和离散的记忆。甚至在他成年后，有些冬天还需要作为民工到其他乡镇出工，继续修缮水库灌区的干渠和支渠。那时候大有父亲已经离开出生地足够久，久到没人知道他是个水库移民。

移民造成的特殊困境中，最明显的是移民们的生活失去了宗族支持。大有父亲从“山里”移民到“畈上”，周围几乎都是合族而居的同村庄，唯独移民们组成杂姓村。所有土地——宅基地、水田、旱地、菜园和薪林，都是这些同姓村在行政命令下让出来的。直到半个世纪之后，周边村庄仍然沿用历史上的名词来称呼这些地方，根本不理会移民们为他们拥有的土地带来了新的命名。在极小的村庄范围内，大有祖父和父亲已经更换三次住址，住得最久的宅基至今被周边村庄顽强地称为“祠堂”——那里的确有过一座方姓祠堂，曾是以宗族为单位的同姓村庄的根本所在。

讽刺的是，在大有祖父和父亲被水库淹没的老家，也有一座祠堂，移民之前，大有祖父这一支族人一直以耕种附属于祠堂的共有土地为生。这些土地及其产出相当于宗族的慈善基金。

移民到来导致祠堂移位，如果不是国家强有力地干预，原居民在情感上和利益上都无法接受这种迁移，以及由此带来的土地和文化空间再分配。半个世纪之后，原来的地名已经失去了法律和行政意义上的所指，但周边村庄恪守着这些地名，相当于反复申述一段“被剥夺”的历史。他们的固执里带有对外来者无声的抗距。在如此敌视的阴影中，移民身份在需要消除村庄内部分歧和争取共同利益时，往往会发挥不可替代的功能。危机感一天不消除，移民这个事实总是会转变成强固的心理偏向，那是弱者在感知环境时特有的警觉，也是人们在需要做出牺牲时进行自我说服的主要理由。有太多次，在光线昏暗的议事会议上，大有看到人们以愤然的口吻说出“移民”这个词。无论是修一条通往国道的小路，还是清理山塘的淤泥，或者在干旱的年份与位于灌溉渠上游和下游的村庄分水：凡是需要与邻村协调、争吵甚至打斗的公共事务，都会唤起人们身为移民的生存意识。他们不无悲哀地意识到，在需要原始暴力的场合，作为一个被宗族村庄包围着的杂姓移民村，自己处在何等弱势的地位。也是在这样的时刻，移民被转化成与生俱来的耻辱，人们的责任是记住并强化这种耻辱，而不是淡化甚至消除它。

动员或总结的时刻总是在夜晚，劣质香烟和自制叶子烟充满臭味的烟雾充斥着议事空间——很多年里也就是大有家的堂屋。男人坐在内圈，被他们的妻子松散地包围着，分享彼此的不幸，以及挑战这种不幸的决心。女性之所以出现在这个场合，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她们嫁给了移民。由于缺乏发展宗族支持网络的可能性，婚姻在移民的本地化和其他方面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移民时间越长，婚姻网络越本地化，姻亲和妻族在很大程度上就代替了宗族的社会功能。在情感和社会经济方面，这个村庄因此比周围村庄更依赖嫁入村子的当地女性。

几乎要到繁衍三代人之后，移民的紧张感才基本松弛下来。但要讲清移民经历对大有父亲意味着什么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当父亲开始回忆的时候，大有兄妹已渐渐大了，不幸有时会被微妙地转换成某种道德训诫，以树立或巩固父亲的权威。在父亲的回忆中，生理和精神上的痛苦并不是生活中的例外或随机状态，而是命中注定之物，无法逃避，也不能解决，只有忍耐一途。他的讲述策略围绕着痛苦本身进行，所有痛馁的细节一再重复，很难说里面没有潜在的恐吓和情感讹诈，但主要目标仍是论述大有和妹妹正在和将要经历的困难相比之下其实不值一提。事实也的确如此。在1990年代，大有和妹妹几乎做好了忍耐不幸的心理准备，后来发现事情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不由得长舒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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