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林：文学研究岂能成为“私家花园”——以《多维并进稳中求新——2024年湖北文学理论、评论综述》为例

在当代文坛，犹如年度报告一样的各种年度诗歌选本、小说选本、散文选本等形形色色的选本，年复一年地暗中较劲、博人眼球、争夺市场。与之匹配，或并不匹配的各种文学综述，同样铺天盖地发表在各类文学报刊和学术期刊上。这类繁花似锦的官样文章，更像是仅仅在完成一个例行公事的学术工程或承包项目，貌似宏大，面面俱到，实则苍白空泛、浮光掠影、轻描淡写、挂一漏万、一叶障目，乃至充满着撰稿者无形的偏见和狭隘的自私心。

华中科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新民、华中科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张琰发表在《长江丛刊》2025年第7期的文章《多维并进稳中求新——2024年湖北文学理论、评论综述》（以下简称“综述”）可说是这类学术“豆腐渣”的典型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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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勒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谈到文学和文学研究时说：“我们必须首先区别文学和文学研究。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事情：文学是创造性的，是一种艺术；而文学研究，如果称为科学不太确切的话，也应该说是一门知识或学问。”

遗憾的是，在“综述”这篇文章里，我们看不到作者的知识和学问，而是看到了一篇干巴巴的新闻稿和枯燥无味的案头文章。作为文学研究者，首先必须具备的是渊博的文学知识和卓越的文学鉴赏及审美判断能力，而不仅仅是草草地收集一些资料，简单分一下类，罗列一些作者发表的文章，匆匆叙述一下文章的内容，下两句不着边际的评语，就算大功告成。

在阅读这篇“综述”时，仿佛让人觉得，文章作者简直就是文学外行，其某些观点和评论，直接令人笑掉大牙，惊掉下巴。比如：“注重文本细读是本年度湖北文学理论批评的又一特色。”所谓“特色”，是指“事物所表现的独特的色彩、风格等。”作者虽然从事的是专业的文学研究，说出这样的话，却就像信口开河，盲目无知。

对于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来说，在进行文学研究时，文本细读可说是每一个文学研究者必须的功课和基本功。无论哪一个国家和大学校园，乃至文学研究机构，只要是从事文学研究，首先就必须从文本细读开始，才能深入其内部肌理，概莫能外。

“综述”说“注重文本细读是本年度湖北文学理论批评的又一特色。”无异于是说，湖北的文学理论工作者实在是太low了。往年湖北的文学理论家们，根本就不注重文本细读。这样的“综述”报告，完全就是将湖北文学理论家们放在火上烤，将他们过去多年的研究工作彻底否定了。他们从事文学理论研究这么多年，居然连最基本的文本细读都没有做到，哪里还谈得上深入研究和开拓创新？将“文本细读”谬夸为“湖北文学理论批评的又一特色”，这其实是在大出湖北文学理论界的“家丑”，或将成为2025年当代文坛文学理论研究的一大笑话。

又如：“聚焦湖北文学，仍然是2024年湖北文学理论批评的一大特色。”这种假装自信满满，撒胡椒面一样的叙述，同样滑稽可笑。这好比有专家通过研究发现，四川人聚焦川菜、广东人聚焦粤菜、湖南人聚焦湘菜，然后得出结论：他们各自都非常喜欢自己故乡的美食。这样的研究和“综述”，对于人们的饮食和品尝美食，几乎毫无意义。研究文学绝不能像喜欢家乡菜一样，只顾自己喜欢的那点口味，更不能像那些“正宗川菜”“正宗粤菜”“正宗湘菜”的门店一样，大搞无厘头促销，而必须具有整体意识和世界性眼光。

湖北的文学理论批评一窝蜂地聚焦湖北文学，对于湖北文学和作家们来说，未必是一件值得夸奖和幸运的事，反而容易形成一种地方主义盛行，拉帮结派、你吹我捧的虚假繁荣。湖北文学理论家“聚焦湖北”，这样的文学研究和批评都算是一大“特色”，这并不能说明湖北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有多优秀、多强大，反而容易让人觉得，这些文学理论家鼠目寸光，仅仅看护和打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他们就像阿Q一样自高自大，而实在是太平庸，毫不出彩，看不到其他作家取得的文学成就，不愿承认别人的强大。

湖北的文学理论家对湖北文学有所侧重，这并没有错，但不一定都非得要集体起哄，聚焦湖北作家。湖北的文学理论家不仅属于湖北，同时也属于整个中国，他们不是湖北文学的“保安人员”，只能看守湖北的文学大厦。湖北文学理论家只有立足湖北，放眼全国，将其他省作家的优秀文学作品和创作经验介绍给湖北作家，并对湖北作家作品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最终才可能真正推动湖北文学的不断创新和蓬勃发展，为湖北作家做实事、做好事，为湖北文学创作做贡献。

再看这样的叙述：

“从文学批评实践来看，2024年出现了从两方面延续与革新湖北文学批评的特色：一是延续既往对多向度的跨学科理论的触摸与方法借鉴，并在相对稳定的理论视域中，寻找未来创新的可能性；二是承接并延续文学史经典细读的学术传统。”

只要熟悉文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或许都会认为，这样的事情，其他省的文学理论工作者同样也在做，甚至比湖北做得更扎实、更好。哪里谈得上仅仅是湖北特色？反而让人觉得湖北的文学理论家们毫无特色，因循守旧。

之所以写出这样平庸、搞笑的综述文章，首先在于作者对文学理论和研究，并没有深刻、独到的理解，而仅仅是照本宣科，简单地进行梳理，完成课题，或者习惯性地做一个文学的“年终总结”，以备检查、交差。更要命的是，作者在撰写“综述”时，好像没经过大脑，许多说法都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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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作者在撰写该文时，眼光尤其狭隘、短浅。湖北的文学理论研究难道就只有小说和散文，其他文学体裁就是一片长久闲置的“荒地”，没有人去辛勤开垦？这究竟是作者对诗歌和诗歌理论缺乏了解，茫然无知，还是对诗歌研究本身存在偏见，不愿意花功夫去进行认真研究和总结？

比如王毅、王泽龙、方长安、小引、魏天无等各具特色的诗歌研究和批评，在诗坛和学界都引起了良好的反响。刘波教授在《长江丛刊》发表的《 一座城的诗与思 》，以诗脉在宜昌这座城市的千年传承，论述了诗歌艺术的无穷魅力，宜昌青年诗群的迅速崛起，以及宜昌在面向未来中的诗歌建设。该文发表后，被“中国作家网”全文转载，反响极好，流传甚广。

但在“综述”作者的笔下，根本就没有提及。诗歌研究，在湖北理论家们的笔下，是非常活跃，成果不凡的，但在“综述”中，诗歌研究，在2024年的湖北，似乎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完全就像是一片无人涉足的“无人区”。

如此之多的诗歌理论家的学术研究成果，都从作者的眼中集体消失，这种内容单一、目光狭窄的文章，怎么称得上是年度“综述”？事实上，并非仅仅只是诗歌研究者的成果，遭到了集体忽视和冷遇，其他学者的研究，也照样遭到冷遇和雪藏。

比如梅兰教授的小说批评、王书婷教授的生态批评，在学界早已广受注目，赢得好评，但在周新民和张琰的文章中，照样没有只言片语的提及。

而即便是在作者所侧重的小说评论中，许多重要的小说和理论研究者，也都统统被“综述”者一叶障目地略掉了。比如在全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界广为人知的刘川鄂教授的学术成果，仅有一句无关痛痒的评论：

“刘川鄂的《向人而在的写作——评向阳〈最后追诉〉》认为，向阳的长篇小说《最后的追诉》从个体抉择和社会批判的‘宏观与微观’双视角中展现出人格在特殊环境中的淬炼。”

作者对刘川鄂教授2024年所取得的重要学术成果，却避而不谈。这究竟是作者鼠目寸光、孤陋寡闻，还是因为其他原因，乃至学术偏见而故意不愿提及？如此奇怪的现象值得我们反思和追问。

在当下学界，小圈子意识和拉帮结派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故意将学术同行排挤在外的学术丑行，时有发生。比如北大学者陈晓明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时，就故意将曾经批评过他、与他的文学观念大相径庭的某些著名文学批评家统统排挤出该书。仿佛他们在当代文学批评界根本就不存在似的。这种自以为是的颟顸之举，暴露出某些文学研究者小肚鸡肠的心胸和耿耿于怀的狭小格局。

刘川鄂教授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作家作品研究、当代文学批评等诸领域，都有深厚的造诣，并且颇有建树。他的《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张爱玲传》《小市民名作家——池莉论》《世纪转型期的湖北诗歌研究》等学术专著，在学界广为人知，颇受好评。据笔者所知，2024年，刘川鄂发表的学术论文就有：

《茅盾文学传统与茅盾文学奖简议》（《华中学术》2024年第5期）

《从容描写人生的浪花——读喻之之小说集〈忧伤的夏小姐〉》（《文艺报》2024年8月16日）

《“现身说法”与“催泪叙事”——〈平凡的世界〉的叙事修辞批判》（《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3期）

《全知式、布道式的质朴现实主义——〈平凡的世界〉新论》（《南方文坛》，2024年第3期）

《曹禺新笔名辨认及其译作〈戏〉演出考析》（《戏剧艺术》，2024年第2期）

《家乡情怀与文化反思——论长篇散文〈曾李世家〉》（《长江文艺评论》，2024年第1期）

《〈十八堂课〉的示范意义》（《文艺报》，2024年3月1日）

《冯至〈伍子胥〉的诗化叙事特色》（《湖北大学学报》，2024年第1期）

《当下中国城市传记写作热的观察与思考》（《当代文坛》，2024年第1期）

尤其是《茅盾文学传统与茅盾文学奖简议》和《全知式、布道式的质朴现实主义——〈平凡的世界〉新论》两篇学术论文，在学界广为关注，受到众多学者的认可和好评，在湖北学者该年的学术论文中，可说是出类拔萃，尤其引人注目。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刘川鄂代表湖北优秀学术成果的论文，在“综述”中却只字未提。

更为蹊跷的是，“综述”在提及刘川鄂评论向阳的小说时，分别出现了《最后追诉》和《最后的追诉》两个不同版本的小说名。这说明，“综述”作者根本就没有看过原著，分不清究竟哪个才是真正的作品名。再加之写作粗心，才出现了这样互相“打架”，驴唇不对马嘴的奇葩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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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是天下公器，并非个人的后花园和私家跑马场。一个学者一旦有了私心，就难免在文章中出现偏心，让人匪夷所思，甚至感到恶心。

在阅读“综述”的时候，我的心中总是萦绕着一个挥之不去，无法消除的问题，在写到其他学术同行时，作者往往都是“惜墨如金”，根本舍不得多写几个字，但写到自己的学术文章时，周新民却犹如一个土豪，挥毫泼墨，不惜纸笔。这种大塞“私货”的文字，在“综述”中可谓比比皆是。一篇“综述”文章，仿佛就像是周新民的专场“演唱会”和个人表演。比如：

周新民在《文学资源的转向与近十年小说发展新态势》中认为，中国近十年小说创作的资源转向趋势明显。

周新民的《〈山乡巨变〉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从〈村长唐三草〉〈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到电视剧〈花繁叶茂〉》探讨的是欧阳黔森作品对周立波《山乡巨变》文学传统的继承与革新。周文指出，欧阳黔森的两部电视剧在人物形象塑造、自然景观与历史隐喻意义的缔合、轻喜剧元素与中间人物形象的融合塑造等多方面，展现了以《山乡巨变》为代表的文学传统对新时代文学小说的滋养与影响。

周新民、周明洁的《〈天籁〉一则稀见小说理论资料考述》发掘出1925年《天籁》杂志刊载的佚文《作小说的研究》，并对其中驳杂的文学观进行了分析。这一研究揭示出五四文学场域中国传统文论和西方文艺思潮在中国早期小说理论建构中交织与互补的历史图景。

陈国和与周新民对李修文所撰的工业题材小说《猛虎下山》分别从“由外向内打探”与“从内向外打探”两种研究路径进行评析。

《长江文艺评论·聚光灯》为《听漏》单辟评论小辑，其“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理想人格与精神”的主题备受关注。此外，李遇春、周新民、李汉桥、王仁宝、朴婕等学者也分别从多个维度对之展开阐释。

周新民的《跨界与融合——刘醒龙〈听漏〉的叙事探索》则以《听漏》在文体上对悬疑小说、情爱小说和通俗小说的“演义”叙述方式的融合为切入点，探讨新时代小说的文体革新与回归古典文学传统的趋势。

周新民认为该著中每章的开头以对话作始，交代出人物处于不同成长阶段的情感体验，这种叙事结构上的“情感装置”有力地观照儿童本位的情感与思想呈现。

在这些走马灯一样，反复出现作者名字的文章中，其“核心”就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畸形的湖北文学理论界。在这个圈子化的学术圈，什么样的学者才能被写进年度“综述”报告中，这似乎并不是根据学者自身的学术成就，而是根据与“综述”作者的关系有多深来决定的。

不然，像刘川鄂这样学术成果颇丰，在学界产生很大反响的学术论文，怎么会被作者视而不见，公然屏蔽呢？这难道仅仅是一次意外的疏忽？此外，在当代文学批评界颇具影响，像老一辈的著名学者陈国恩、樊星；新一辈的青年文学评论家杨晓帆、汪亚琴等人的名字，“综述”居然吝啬得连只言片语都不愿提及。

营造良好的文学生态，这是每一个文学工作者共同的梦想。一个学术生态恶劣的地方，最终只能导致文学荒无，人才流失。那些拥有学术才华的文学理论工作者，一旦被圈子化的恶劣生态无声挤压，其最好的选择或许就是另谋出路。

“综述”看似一篇平平常常的文学评论，一篇例行公事的年度总结，但从这篇小小的总结里，我们却看出了蹊跷，看出一种学术私心是怎样彻头彻尾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文章作者对其同行的学术成就只字不提，对自己哪怕一点芝麻大的成绩都一再放大，唯恐遗漏。这种奇葩心理和小肚鸡肠的格局，是不适合从事“综述”之类文章写作的。因为这样的文章，会伤及更多的文学研究者，寒了他们的心。

由此笔者不禁想到，既然是一篇全面的文学年度报告，就绝不应该只是报喜不报忧，对湖北文学理论界面临的问题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当代湖北文学批评的缺憾，同样是一目了然，不容忽视的。比如整合式、阐释式的批评居多，反思型、挑错型批评家缺乏。

湖北省作协在邀请学者撰写此类“综述”时，一定要顾大局，全面考虑，选拔专业能力强，学术眼光开阔，有责任心、有担当，顾全大局的人来撰写此类文章。更不能让撰写文章的人，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假公济私，在文章中一味表扬和夸赞自己。文章写好后，要多请几位专家进行审读，集体讨论，查漏补缺，不留遗憾，在得到专家们的首肯之后，方可发表。这样才能反映出湖北文学理论界的真实情况和最新学术成果，让学界和读者发自内心地为湖北文学所取得的成绩点赞叫好。

或许，这仅仅是一个个案，但又好像并不是一个个案。学界不是私人的跑马场和私家花园，岂能让人在此大肆贩卖私货，跑马圈地。 ■（唐小林）

（本文来自作者供稿~）

来源： 当代文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