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河东去》第六章：家里全部的麦面，蒸了十个馍馍，只为一个梦

原仲乾家的小院里，两间厦屋都亮起了电灯。

西厦屋里，原仲乾的二女儿原婷在母亲的指拨下，将不同颜色的纬线和经线交错搭配，织带有条纹花色的格子布。

十五岁的原婷两年前小学毕业以后，就任父亲和大哥怎么劝说都不肯去学校继续上学了。说叫她再天天背个书包去教室混，也太可惜那些时光和书本钱了。

她纯粹就不爱念书写字，还不如叫她给家里做活挣工分哩。原婷书念不进去，小学五年也的确是混出来的，可学起针线女工来却是心灵手巧，一教就会。

这些日子，原婷已跟母亲学会了纺线织布的全套工艺。她纺出的线粗细均匀又结实，织出的布平整细致。

目前原野身上穿的那套灰土布制服，从织布到裁剪缝制全部都出自大妹妹原婷的手工。

原野父子三人住的东厦屋里(其实东厦屋也就是靠着西厦屋的一间小偏厦，很多时候人都称这间屋是偏厦屋)，原野独自在灯下做代数习题，屋顶上吊着的二十五瓦的电灯泡发出光暗淡昏黄。

这是一间陈设极简单的厦子屋，一席大炕占去了屋子的一半，炕上靠墙摆着一对青漆木箱，地上也就一张书桌和两把椅子。

毕竟是关中平原，“大跃进”时这里的乡乡村村就一律架起了电线，庄稼人黑夜再也不像他们的先辈那样点菜籽油灯照明了。

至于电费公家是没想着向这些日日劳作却不挣钱的公社社员收的，电表自然也就用不着挨家挨户地安装了，但是县供电局和公社供电站规定家庭照明用的灯泡是不得超过二十五瓦的。

二十五瓦的电灯泡发出的光虽然有些昏暗，可再怎么样也比老辈子人点着一盏菜籽油灯夜读要好得多了。

赵臭娃说原野这是考状元哩，原野听了还觉得这话挺可笑的。不过有时面对着这张曾祖父、祖父用过的青漆木书桌和桌上的砚台笔墨，原野自己竟也觉得这高考真有点早先读书人考功名的意思，反正都一样得三更灯火五更鸡地下苦用功。

原野把除过去大队试验站出工以外的所有时间都用到了复习功课上，夜里往往是父亲和弟弟一觉睡醒还见他伏在桌子上用功。

大伯父家门前老槐树下的“老碗会”上也从来没有谁见过原野的影子，他本来就一直没养成那样消磨时光的习惯，当下就更不可能有时间供他那样了。

这些日子，他总是在自家的小院里很快把饭吃完，碗一撂就又看开书了。

唉，这要真个是早先的考功名于我倒好些，省得叫我非啃这数学块硬骨头不可，写书法作文章才不叫我这么难肠哩!

胡思乱想有啥用呀，还是抓紧时间解决这道习题吧。

原野刚解完一道一元二次方程，在公社中学教数学的牛万发老师就来了，他是特意上门给原野辅导数学来的。原野赶紧起身搬出书桌底下的一张椅子，请牛万发老师坐了下来，问道:“牛老师，今天既不是星期三，也不是星期六呀，你怎么过来了?我爸还没想到你要来，上马房陪我爷去了。”

牛老师回答原野道：“前几天下雨，耽搁了你一回。今儿个天晴了，我过来给你补上。”

原野的数学基础太差，父亲当年在兰州大学学的又是中文专业，无法帮助他。

原野去年高考落榜后，父亲让母亲将家中不多的一点小麦磨成又精又细的白面，蒸了十个大花花馍(这里的大花花馍通常一个要用一斤麦面粉，特大的还有用到二、三斤的面粉的)。家里不多的这点小麦还是当年夏收后分得的新麦，母亲连一顿汤面都还没舍得做给孩子们吃，专门留着逢年过节或招待客人擀长面用的。

提着母亲蒸的大花花馍，原野由父亲领着到镇西头一间小土厦屋里拜访在公社中学教数学的牛万发老师去了。

家里竟然一次就破费十斤白面蒸大花花馍送人，令一向节省的原浩很有些不满。冲母亲抱怨：“这不年不节的，又没赶上婚丧娶嫁这些个大事情，就这么大手大脚，家里的光阴到底是想过还是不想过了。”其实，母亲又何尝想这样破费呢？她也不愿意看着儿子这样为无望的考大学熬煎，可对丈夫儿子的要求，她又不忍拒绝。

牛万发老师五十出头的年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从宝鸡高级中学毕业后，曾在西安国民党某政府机关当过一阵子公务员。1949年以后，家乡废除了私塾，办起了中、小学校，那时牛万发已赋闲家中两年了，而当时新建的学校又急需一批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填补师资的短缺，于是牛万发自然而然地到家乡金河镇中学当了一名数学教员。

牛万发当了老师后，在教学上很能下功夫，又肯动脑筋，给学生授课不像当时的许多老师那样拿着西北军政委员会编的课本照本宣科，而是自己摸索了总结了一套很适用于中学生的教程。

得知原家父子的来意，已是满头白发的牛老师，望着原野那黑亮的大眼睛里诚恳的神色，伸手接过那好大好重的一篮花花馍时，过早衰老了的佝偻枯瘦的身子竟发起了颤，布满皱纹的脸上流淌起两行浊泪。对着那十个大花花馍，牛老师现出的是一脸受之不起的神情。

花花馍，又名礼馍，它在关中普遍被当作了一种礼仪用品。这里婚丧娶嫁、逢年过节、走亲访友一律都少不了花花馍。

那一个个雪白如玉的花花馍花型各异，在它的顶上还点缀着红花绿叶，在关中人的眼里一直都是情与礼的象征。在礼尚往来中，花花馍蒸得越大越精道，就越能代表亲近和敬重。而且牛老师心里也清楚，像原仲乾这样跟农民一样挣工分的民办教师家中，一年到头能分到手里的小麦实在是很有限的。

通常，公社中学食堂中午给家离得远的师生做饭，粮一概由用餐的师生定期从家里背来交到食堂，食堂按各自交来的粮食给每个师生发饭票，饭票有红色字样的粗粮票和绿色字样的的细粮票。

牛万发老师回校任教的半年里，从没见过原仲乾老师往食堂背细粮，原仲乾每天的中午饭不是一碗玉米面搅团，就是两个玉米面馍馍。这么大的十个花花镆，牛万发心里当然能惦量得来这其中的轻重。为着给自己蒸这十个大花花馍，也许过年的时候原仲乾的老婆要为招待亲戚的麦面不够发愁犯难；也许为这着这十个大花花馍，原仲乾那性情暴躁的大哥原伯乾，又要指着兄弟和侄子的鼻子尖大骂他们父子是“倒灶鬼”。

双手接过这象征关中乡亲情和礼的大花花馍时，牛万发怎么能不激动呢？觉得它实在是太重了，这让他怎能忍下心肠收这么大的十个花花馍呢？尤其还是送给他牛万发这样的一个人！

二十年了，从他那年轻守寡的老母亲去世，小他十多岁的妻子弃家出走后，他就终年孤零零地一个人过活，再也没有亲戚朋友同他的往来了。

1957年的大呜大放后不久，牛万发老师就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他因此也被剥夺了上讲台教数学的权利，就只能在公社清扫街道、掏厕所，直到1977年初才重返讲台。

整整二十年被打入另册，到现在还没见到为自己平反的红头文件正式下来的牛万发老师，其实就凭着原野眼中流露出的诚恳，就凭原仲乾父子俩对自己这个数学老师的认可和尊敬，他父子俩就是两手空空地来，牛万发也会非常心甘情愿地为他们出力的。

顶着“右派”帽子的这二十年里，牛万发已习惯了各种非人的待遇，任何人都可以像对待一头牛一样随意使唤、呵斥甚至鞭打他。哪怕从他人那里得到一点点礼遇和温情，都能使牛万发那颗受尽凌辱的心感动得了不得。

原仲乾来公社中学当民办教师也有十年八年了，每回遇见扫公社街道的牛万发，原仲乾都是礼貌地同他打招呼，从来没像某些人那样用下眼瞧过他这“右派”呀！况且现在父子俩又送来那么大的十个花花馍给他这样处境的一个人，他一定要尽最大的力量帮助原野！

在牛万发老师的辅导下，原野拣起了被他扔到一边整整十年的数学。牛老师先由难到易出了几套试题，对原野的数学来了个彻底的摸底测试。通过测试，牛老师摸清原野这个高中毕业生的数学水平实际连小学五年级的程度都达不到。在心里叹息过一阵“文革”对娃们学习的耽误后，牛老师就不得不从小数、分数给原野教起。

因为原野每天要去大队试验站上工，为了节省原野宝贵的时间，牛老师不让原野每次到金河镇他那里去，而是他自己每星期抽出两个晚上步行五里路来宁河村给原野辅导、布置、检查作业。

原二婶听见有客人来家里，就让二女儿放下手里的活计，母女两人到东厦屋招呼客人。原婷跟客人打声招呼，又给客人倒了杯茶，就退了出去。原二婶喊住女儿:“婷娃，牛老师大老远地走着来了，你去烧火给牛老师煮一碗荷包蛋。”

原婷答应着就往灶房去了。牛万发听了忙起身追出去，在灶房门口挡住原婷，说什么也不肯让原婷为他烧火煮荷包蛋，他说他是吃过夜饭来的，这阵啥也吃不去了。原婷实在是拗不过牛老师，只好作罢了。原二婶要进灶房，也被牛老师是挡住了，原二婶心里很过意不去地同女儿回西厦屋里做活去了。

东厦屋里，早生华发的牛万发老师坐到书桌旁，翻开自己专门为原野编写的讲义，开始给原野上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