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铭崇：金道锡行与曾国小史

曾国之谜

曾国在传世文献中并无记载，在考古材料大量出现以前，学者知道曾国是得自青铜器的铭文，最具有故事性的有几件：一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的〈曾伯桼簠盖〉（04632），它的铭文：「唯王九月初吉庚午，曾伯桼慎圣元武，元武孔黹，克狄淮夷，印燮繁汤，金道锡行，具既卑俾方，余择其吉金黄铝，余用自作旅篑，以征以行，用盛稻粱，用孝用享于我皇祖、文考。 天赐之福，曾伯桼遐不黄耇，万年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享。」作器者的名字「上雨下桼」，为方便行文均写为「桼」。 另外一套是典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曾姬无卹壶〉（09710）铭文：「唯王廿又六年，圣烜之夫人曾姬无卹，吾安兹漾陵，蒿告间之无，用作宗彝尊壶，后嗣用之，职在王室。」她是楚声王夫人，此一铭文显示曾国为姬姓。 本文只讲《曾伯桼簠》，它的故事性主要在「克狄淮夷，印燮繁汤，金道锡行」这一段文字；因为商周时期，铸造青铜器的材料铜主要是来自东亚大陆的南方如湖北大冶、阳新到江西瑞昌的铜矿带，锡则可能来自湖南与江西德安的多金属锡矿。 有些铜、锡料甚至来自云南，兼运盐，经由四川，利用长江水运千里直下，这条商道造就了四川广汉三星堆的文明，以后有机会再说。 商代曾经试图派人到江西瑞昌铜岭开采铜矿，后来发现可以让当地原住民开采，商王朝只要在长江北岸设立收购口岸即可，省事、效率又高。 这种口岸之一，是湖北黄陂郭元嘴遗址，它可能从商代早期，一直到整个周代，都持续地运作。 开采铜矿的原住民在考古学上称为大路铺文化（ca. 1,500-500 BCE），就在矿区附近冶炼，制造成铜锭、锡锭，水运送到郭元嘴，商周王朝的官员收购以后，秤重并检视成色，不足的重新冶炼。 然后通过水运以及陆运协作，将铜、锡锭送到首都。 从郭元嘴收到铜锡以后，运送到首都的路线就称为「金道锡行」，当时称铜为「金」，所以「金道锡行」就是「铜锡之路」，繁汤其实是几条道路的交会点。 这些采矿贸易的原住民，可能有不同的人群，但都被周王朝标签为淮夷。

郭元嘴遗址位在长江的一条支流滠水入长江口附近，是一个很大的遗址，面积超过126万平方米，涵盖现在滠水两岸，不过从民国时期的陆军地图看，滠水在鲁台山-郭元嘴遗址附近转了一个很大的弯，现在河道近年可能被截弯取直，所以遗址分布于两侧，原来在滠水东侧（图一）。 郭元嘴遗址因位在滠水入长江口附近，距离府河入长江口近，所以不管利用滠水往信阳，或利用府河-溳水-漂水往信阳，或利用府河-溳水-滚河-唐 白河—白河往南阳，再到成周，甚至利用府河-溳水-滚河-唐白河-汉江-丹江水路往蓝田，直达西周王朝首都宗周，都可以利用既存的郭元嘴-鲁台山收购站，它应该是此种收购站维持时间最长的。 鲁台山遗址曾经出土过西周早期的墓群，埋葬的都是不同等级的商遗贵族，其中M30为带有一条墓道的大墓，此墓出土两组铭文值得关注，一组以《长子狗鼎》（02369）为代表，作器者「长子」不是地名，而是年纪最大的儿子，受祭者也就是墓主名「父乙」。 另一组《公大史鼎》为代表，可能是姬姓的公大史为女儿姬作器。 墓主是西周早期此地的封君，他是商遗贵族，娶周王朝姬姓公大史的女儿。 大史也是周昭王南征时的人物，从这样的链接可以看到周王朝经营南方的用心。 笔者认为这些商遗贵族的祖先，可能从商代早期起就在地负责收购工作，由于铜、锡料有高度需求，收购的情事又有一定的专业性，所以王朝虽然替换，他们还是能够保有原来的工作，也受到周王朝的重视，甚至成为羁縻的对象。

图一 黄陂郭元嘴-鲁台山遗址附近，滠水在郭元嘴分成东西两道，东道直通长江，西道则通府河。

看来南方曾国的工作与金道锡行有关，那么它位在何处？ 曾国的国君又是何人？ 也许因为它地处南方，沟通困难，所以北方诸国的互动中不会出现曾国。 不过近年在湖北随州、枣阳、京山等地的考古，出土从西周最早期到战国时期曾国的墓葬与聚落，此一周代的汉东大国因为考古资料而逐渐浮现。 春秋晚期的文献中有随国，但是金文多见曾国，所以有究竟曾是否为随的所谓「曾国之谜」。 近来学者间的共识认为它应该就是文献中的随国。

笔者认为曾之得名，来自晚商曾侯，晚商的曾在漂水流域接近与溳水的交汇处，西周早期南宫家族在克商此后不久就被派遣南下打下曾之后就沿用此一名称；而随之得名，则与曾国在西周晚期之际迁都于随有关，其实随就在曾西边不远，在㵐水流域与溳水交汇处。 漂水在东，㵐水在西，两者略呈平行，间距约7~8公里。 随就在近㵐水的一侧。 从金文观察，作为国名与国君的职称，曾的名称比较常用，内部使用的时候，偶尔会用随。 不过，因为曾国铜器不断出土，此一归纳应当随之修正。

考古所见曾小学史

我们知道这些信息是因为湖北随州叶家山发掘了一片西周早期的墓地，叶家山墓地包含四座西周最早期的曾侯墓（M1， M111， M28， M65），时代最早的M1虽被盗掘但是器物追缴回不少，是一座典型分器墓，墓中所有的青铜器都属于原本驻扎此地的商代曾侯与其他商贵族，被南宫适劫夺最终进入他的墓中，展现笔者所谓「分器」风格——族徽、日干多种， 亲属称谓不统一（图二）。 从墓中出土铜器铭文搭配近年在随州义地岗墓群、擂鼓墩墓群等地铜器铭文综合分析，我们推测牧野之战方结束，周王朝就派遣南宫适（南公、伯括）往南到今天的湖北随州一带，击败商王朝所分封的曾侯，商末最后一任曾侯的铜器被夺取而埋入西周的第一任曾侯——南宫伯括的墓（M1）。 其余三座则是「局部分器墓」，仍旧有一些从商贵族处抢来的器物，但是有一半以上的铜器已经逐渐转向周的风格。 这里面明确地有三代曾侯：曾侯犺与曾侯谏分别葬于M111与M28，另外M65从空间布局上看，可能也是曾侯墓。 第二任曾侯犺的墓中（M111）随葬品最丰富，墓中同时出土晚商〈曾侯方鼎〉（NB0640）铭文：「曾侯作父乙宝尊彜。」以及《曾侯犺簋》铭文：曾侯犺作宝尊彜。」与〈犺簋〉（NB1752）铭文：「犺作烈考南公宝尊彜。」从三件器我们得知：犺为二代曾侯，他的父亲（烈考）是「南公」，就是南宫伯括。 他的墓中有「分器」，其中之一是的被劫掠者也称为曾侯，不过是晚商末代曾侯。 末代曾侯的父辈父乙也出现在M1的一件大圆鼎上，作器者私名。 推测M1中被劫的就是晚商的末代曾侯。 由于曾地在铜、锡料的运输上十分重要，南宫括的家族接手，成为周王朝第一任曾侯，并且以此为基地，往南也控制铜、锡料输送的工作。 到了第三代的曾侯谏，他的墓是M28，墓中随葬两件铜锭（图三），可见曾侯家族成为「金道锡行」的掌控者，第三代曾侯就已经驾轻就熟。

图二 叶家山墓地M1为「典型分器墓」，多族徽，不同日干。

图三 M28出土两种形式的铜锭。 曾侯谏对于掌控铜锡贸易应当十分满意。

商代曾国都城也成为周初的曾侯都城，应当就是叶家山墓地附近的庙台子与西花园遗址，目前所知是由两个壕沟围成8字形的聚落，叶家山墓地在其西北方向。 不过，笔者以为庙台子遗址的面积太小，邻近地区应该再仔细进行系统区域调查，以找寻遗址切确的范围，而且可能会有重要的铸铜作坊。 商王朝的曾侯是商代晚期输送铜、锡的运输路线上关键节点的总督，在南方收集的铜、锡锭集中到曾国，再延漂水上溯，再陆运越过桐柏山，接着沿溮河水运往下，至溮河与淮河交会处，再转陆运到大邑商（安阳）。 附近的淅河镇曾经发现过中商时期的爵、觚与斝，推测此一转运可能始于中商时期。 商王朝的曾国，可能也部署了一定的兵力，成为南国的中心之一，可以支持更南方的金道锡行上其他节点。 更南方的节点就是前述黄陂郭元嘴等铜锡料的收购中心。 郭元嘴收购铜锡料后，经由府河-溳水—漂水抵达曾国，完全依赖水运，可以节省很多运输成本。 总之，从整体讯息判断，西周周王朝在克商战役以后，立即派遣南宫括到南方，其主要目的是要截断商的「金道锡行」，缺乏铜锡料不仅无法铸造兵器，也会因为无法制造新的「威信财」而使商王朝的统治系统难以运作。

曾国作为金道锡行的关键点，并未因为西周王朝的建立而改变，反而更加强。 因为曾的位置就在漂水与溳水的交汇处，从曾沿溳水往西到船运尽头，经过一小段路运，就可以改船运，利用滚河-唐白河进入汉水系统，这就是有名的枣随走廊。 再沿「丹江走廊」至水运至尽头，陆运翻阅山岭可至陕西蓝田一带，再运往关中各地（图四：曾与西周南国的西半部）。 或沿唐白河转白河至南阳——当时的谢国，然后转陆运到洛阳。 所以，曾正是从南方运来铜锡料以后，分别运往关中、洛阳（两路）的分岔点，其重要性未减反增。 台大许雅惠教授一直认为曾国可能因为长期掌握铜、锡料运输，而且有自己的铸铜作坊，逐渐发展出超高的铸铜技术。 春秋晚期的曾侯乙墓的铸铜技术令人叹为观止，可以为证。 不过目前尚未发现曾国的铸铜作坊，曾国晚期的都城从曾侯墓葬的空间分布考察，很可能就压在现代的随州市下面，发掘有一定困难。

图四 曾国与金道锡行的地理分析。

曾国在西周早期国土范围不大，因为在其西偏北不到二十公里的安居羊子山就发现过噩国墓地，噩国都城也在近旁。 它就在现代安居镇北边，南半部埋在现代聚落之下，东西800米，南北1,000米，西侧与南侧分别是溠水与溳水，东侧与北侧则有宽阔的城壕。 安居羊子山噩国墓葬位在安居遗址东南，溳水对岸的岗地上，目前发掘的墓葬有四座，出土相当多与噩侯和其亲属有关的青铜器，M4被扰动较少，出土很多青铜礼器，也是一座局部分器墓，表示噩侯可能跟随南宫伯括同时来到南方一起打天下，掳获商人器物，也进入早期噩侯家族的墓葬中。 曾、噩国邻近，可见原本领土都不大。 曾、噩与邓国连线成为防守逐渐兴起的楚国的防线。 邓国嫚姓，也是周王朝极力拉拢的他姓诸侯，其地望在襄阳市西北十余里的古邓城，城略呈方形，东西700公尺，南北800公尺，在西周时期邓是实力较强的诸侯，与关中的丼氏和在平顶山的应国都有婚姻关系。 邓国、噩国与曾国的部队的实力应该是比较强大的，在昭王南征之际，曾（南宫）扮演重要角色（下详）。 姞姓噩国也一直是周王室拉拢的对象，噩侯女儿曾经嫁为周王配偶，称王姞（〈噩侯簋〉（03928））。 到了西周晚期，周王南征淮夷以后在坏—就是河南成皋关附近驻跸，噩侯驭方还受邀参与祭祀; 向周王纳壶，举行射礼，与王合射，并接受周王赏赐（〈噩侯驭方鼎〉（02810））。 但不久噩侯驭方就引南淮夷、东夷入侵周王朝的东国与南国，造成周王朝举国震动（〈禹鼎〉（02833））。 周（厉）王为了弭平噩侯驭方之乱，罕见地动用殷八师与西六师两支部队，不过，此时这两支军队已经战力不强，只能充人数，撑场面。 所以必须加上能战的武公也派遣勇将禹，带着步兵千人、骑兵两百，与战车百乘的族军参战。 周王还罕见地下令「勿遗寿幼」，就是针对噩国不论老小，一个不留。 禹带着步兵骑兵迅速长驱直入，俘虏噩侯驭方，姞姓噩国就此灭国。 后来在南阳夏飨铺遗址发现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噩国墓地与都城遗址，显示噩侯被迁移到今天南阳市东北十公里处，城址在白河西岸，墓地在白河东岸。 不过，从铭文判断，此一噩国有可能是姬姓（〈噩侯壶〉（NB2171）），已非原本姞姓噩国。 噩侯原本位于面对楚国的第一线，他们或许常联合淮夷与楚国抗衡，因此而与夷人关系密切，结果联合夷人大举反抗周王朝而导致灭亡，噩国人民被迁移到南阳，贵族由姬姓取代。 安居一带被曾侯占领，曾侯领域得以往西往北大幅扩张，变成汉东第一大国，故在《左传・桓公六年（706 BCE）》楚国阄伯比对楚武王（r. 740-690 BCE）说到汉东之国，随为大。”的说法，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之间的曾（随）实力很强。

其实曾国考古并不是从随州叶家山开始的，而是从溳水的另一条支流㵐水的西岸，距离㵐水入溳水交汇处不远，有一系列的低矮的岩石山，山上有多群土墩，可能都是曾国晚期（战国时代）国君的墓葬。 其中有一座擂鼓墩M1就是著名的曾侯乙墓。 曾侯乙墓目前学界认同的年代是战国早期，曾侯乙在位的年代大约是465-433 BCE。 其下限是确定的，因楚惠王（r. 489-432BCE）奉赙（葬礼时的助葬）的〈楚王酓（熊）章镈〉（00085）铭文有「唯王五十又六祀」，这是很高数的在位年，答案是唯一的——楚惠王（在位五十七年），所以曾侯乙墓下限为433 BCE。

曾侯乙墓中出土大量精美的青铜器，有些具有复杂的装饰与精美的雕工，有些则具有「错金银」，就是将金、银、铜等填入铸造完成的青铜器的纹饰缝隙间。 最著名的是总数多达65件的编钟、编镈，32件的编磬，连同木制上漆，或青铜制的装饰华丽钟、磬架都一并保存完整。 加上丝竹等各种乐器共125件都保存完好。 这组编钟音域非常广，可以演奏复杂的音乐。 墓中许多文物包括漆木器都保存得相当好，因为这座墓的椁外填以木炭与青膏泥，所以是完全密封的状态，椁除了放置棺的中室以外，边缘还有三个边厢，都是由同样的柏木构成。 战国时代的盗掘并没有进入椁区。 所以外棺与内棺的漆画都保存完好。 出土铜礼器与用具共134件。 即使不计器物之精致完美，铜器的总重量2,344公斤就已经是青铜时代冠军。 还有很多精致的漆器、兵器、甲冑、车马器等。 青铜器中可以一套《曾侯乙尊盘》为例，尊的口沿有繁复的镂空附饰，四分，每边都有一吐舌虎型形手把，圈足则有吐舌龙首。 盘口沿同样有整圈附饰，四分，每分各有一方形镂空附饰，下有一复杂支撑。 每分的中间各有一兽形一首双尾的装饰，共四个。 总而言之，曾侯乙墓的铜器，尽「奇技淫巧」之能事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图五）。 曾侯乙墓不远处后来又发掘一座大墓：擂鼓墩M2，同样有很多青铜器随葬，其年代比曾侯乙墓稍晚，但整体排场逊色不少，显示曾国的国力在迅速衰退中，器物的质量与曾侯乙墓器物已经无法相比。

图五 曾侯乙墓的尊盘，铸造技术可谓尽奇技淫巧之能事？

笔者认为曾的早期都城在庙台子遗址附近，可能一直维持到西周晚期。 不过，目前仅有西周的成、康、昭王时期的墓葬。 笔者认为附近地区可以进行系统区域调查，应该还会有重要发现。 这一带称为曾。 西周晚期在噩侯被灭以后，曾国往西迁移，都城称为随，可能就在目前的随州市区。 此一推测的主因是除去㵐水以西的擂鼓墩墓地之外在最近十几年又在随州市区以东发现一系列的墓葬，整体称为义地岗墓葬群，目前区分为枣树林墓区与文峰塔墓区中间有一个水库，原本是连在一起的。 在擂鼓墩与义地岗两墓区之间，很可能就是西周晚期以后，随都邑的所在。 在义地岗的墓葬中，偶尔会有墓主将曾称为随。 文峰塔M1出土的《曾侯与钟》铭文十分重要，将曾国的祖先南公伯括来到曾的历史进行了概要的描述，以及周东迁以后，周王室地位降低，曾侯与改服事于楚。 然后发生了吴国伐楚的事件（506 BCE），楚国出现了亡国危机，幸亏曾侯与挺身而出，守住坚固的随城，坚持不交出楚昭王（r. 516-489 BCE），吴国军队无可奈何。 后来因为吴国内部问题而退兵，终于得以复定楚王。 所以曾侯与就是收留楚昭王，不肯把他交给吴国的曾侯，吴退兵以后，楚昭王得以逐渐收拾旧山河的关键人物。 此一事件的时间为506 BCE，所以，推算起来「曾侯与」是「曾侯乙」的父辈或祖辈。 根据负责此一墓区发掘的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掘者的分析，义地岗墓区是一个整体，总共包括了七位曾侯，在年代属于春秋时代，有可能晚到战国早期。 而擂鼓墩墓葬群，最早可能就是曾侯乙墓，主要是战国时期的曾侯家族墓地。

所以属于曾侯家族的墓葬有三群，按照时间先后，首先是叶家山西周早期墓群，在漂水东岸。 其次是主要是春秋时代的义地岗墓群，在㵐水水东岸。 再次则是擂鼓墩墓群，基本上是战国时代墓葬，在㵐水水西岸。 目前曾侯家族的考古，如同曾侯表上有一空窗期，大约是在西周中期到晚期之间。 笔者排除枣阳郭家庙墓群，以及京山苏家垄墓群，因为这两个墓群不是曾侯，而是曾侯家族的分支。 笔者认为曾国之所以名「曾」是因为商代晚期的曾侯所居地称曾，而一直到西周中晚期，甚至春秋时代早期都称曾，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漂水东岸的曾地居住的时间很长，可能有三百年之谱，所以甚至在迁到㵐水水东岸的随，也还习惯称曾，有一段时间则变成曾、随并用，不过，还是曾多随少。 所以据此推测西周中晚期的曾，应该还是在漂水以东的曾地。 本来依据楚国面对其他小国的方式，楚国将曾国并吞变成县似乎是迟早的问题，但是因为吴楚战争中，楚昭王落难时曾侯与相助，楚昭王得以保全，楚国逐渐恢复秩序。 缘此之故，曾国与楚国的关系非比寻常。

除了随县附近以外，近年发现重要的曾国遗址为郭家庙墓群，与周台遗址，年代为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遗址东西长3公里，南北长2公里，有大型的夯土台基。 郭家庙墓群的曾经采集过〈曾侯絴白戈〉（金文资料库未收）以及〈曾伯陭钺〉（NA1203）等，有学者认为是曾侯家族的另一个墓地。 此一遗址群在滚河上游，从溳水上游到滚河上游之间有一段低平的分水岭需要陆路转换，为了安全保障，附近需要驻扎军队，保障工作原本是由噩侯担纲。 西周晚期噩侯驭方被灭以后附近呈现真空，运往宗周的铜锡锭很容易被越过汉水的楚国抢劫。 笔者认为此地并非曾国的都城，而是曾侯家族一个分支被派遣到此以维护往宗周金道锡行的安全。 此时楚国熊渠将熊红封到鄂，就在瀴水南岸的襄阳楚王城遗址，虎视眈眈。

另外一个重要的曾国遗址为京山苏家垄墓地，在漳水东岸。 此一墓地周围曾经进行过系统区域调查，发现西周晚期到春秋中期大型居住与矿冶遗址。 笔者以为苏家垄也非曾侯都城，而同样是曾侯的分支的聚落。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一座墓葬M88出土〈曾伯桼壶〉（NB2333 ）、〈曾伯桼匜〉（NB2334 ），此墓的墓主应该是曾伯桼的配偶「陔夫人芈克」，曾伯桼的墓则是M79，同样也出土带有曾伯桼名号的铜鬲、簋、壶。 曾伯桼虽是曾侯小宗，但是苏家垄聚落实际上有从事铜、锡料的贩运，所以在《曾伯桼篑》中展现出组织并且管理金道锡行的气魄。 曾国的「企图心」还可以从河南新野城关镇小西关出土的一座墓看出，新野小西关就在白河中游，应当是曾国为了保障金道锡行而将家族的一支镇守在新野。 曾侯家族似乎有垄断铜锡料交易与运输的野心，这项事业，使得他们在周、楚竞争中不被楚国轻易并吞。 虽然成为楚国的附庸，却保持一定的自主性，或许他们掌握冶炼与铸铜的关键技术有关。 许雅惠很早以前就推测曾国可能有巨大的铸铜工业与能力，现在看来是正确的评估。

现在曾国考古已经出土很多东西，不过未来还有值得期待之处。 笔者认为：第一，曾国的晚期都城规模不小，城墙厚实高大，在漂水与㵐水之间，近溳水，且可能压在现在随州市区下; 第二，城中可能有规模很大的铸铜作坊，铸铜作坊应该很精彩; 第三，早期的曾都城，除了最早的庙台子遗址以外，漂水以东应该还有更大的遗址，以及西周中、晚期曾侯家族的墓葬群。

昭王南征中的曾、噩、邓

从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曾国是西周最早期被派遣到曾，切断并接收商的金道锡行，建立新的多目标的金道锡行，并且负责南方防线的「底线」，这条底线就是「枣随走廊」，以内是南土，以外是南国，南土是周王朝认定的领域，南国则是外国。 防线上另外两个重点是噩国与邓国。 这条防线有两个潜在的威胁，一是楚国。 楚国的领域本来在丹阳一带，属于南土，但却被周王朝逼迫退到荆山一带，汉水以西。 另一个是淮夷，淮夷的领域在曾国以东，主要是在淮河流域，这是周公东征以后的后果，淮河本来是山东的潍河，现在散布到淮河流域，与当地既有的原住民与政体合流。 在东边方面周王朝另外有以蔡国、胡国等为主的防线面对，此处暂且按下不表。

周昭王（r. 977/75-957 BCE）南征是西周王朝面对南方的一件大事，推测主要原因是楚国不断坐大，对于曾-噩-邓的防线以及南方金道锡行构成了威胁，特别是通往宗周的丹江走廊，只要楚国威胁到邓国，就可能造成铜、锡锭的断供。 为了稳定南方的情势，昭王决意南征，大规模的行动至少有两次，《今本竹书纪年》记载昭王南征第一次在第十六年，虽然越过汉水，但「遇大兕」，以隐喻的方式表达，其意不明，但军事行动可能并不太顺利。 近出《京师畯尊》（06514），也记载《涉汉伐楚，王有繇功》，可能就是这次涉汉，也讲得很隐晦。 第二次在三年以后，昭王十九年。 根据《吕氏春秋・音初》记载昭王大军在渡过汉水时浮桥断裂，昭王、祭公以及大军并落水，虽然靠着人高马大且力大无穷的辛余靡将王与祭公从汉水中捞起，但昭王已不幸溺毙。 《今本竹书纪年》则写道「天大噎，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王陟。」周昭王溺死于汉水，六军皆丧。 这是周王朝面对南方的一大挫败，也是楚国逐渐坐大的开端。 《左传・僖公四年（656 BCE）》齐桓公征讨楚国的借口之一是「昭王南征而不复」唯楚是问，楚庄王则回应「君其问诸水滨」，可见昭王南征楚国失利，确有其事。 但即使有楚国的事，可能也是使用阴谋，两军并未实际交锋。 此刻的楚国，已经因为长期处于南方，开始建立了对南方风土的理解，作战方式也不相同。

除了传世文献记载以外，最重要一批资料来自北宋重和戊戌年（1118 CE）在今孝感市的孝南区，出土一批青铜礼器，号称安州六器。 其中有六件作器者名「中」，受祭者名号都是「父乙」。 「中」是一位商遗贵族，根据〈中甗〉（00949），在周昭王的一次南征时，他担任先锋，「贯行设居，在曾」，打通修缮道路，以利王行，联络沿途的大小诸侯国，在汝（临汝）储粮准备，并且先行打理周王在曾的行在。 曾在南方的关键地位显露无疑。 周王又派遣史儿传令，让中出使到附近封国，「中」联络了方、邓、洀、翏，然后在噩师驻军。 方应当在河南方城一带，邓，如前所述在襄阳。 洀可能是《左传・桓公十一年（701 BCE）》与陨、蓼（翏）、随、绞共同伐楚国的「州」，地望不详，应该也在南阳盆地。 翏为西翏，在湖北枣阳的湖阳镇。 此时另一位将领伯买父已经到汉水中间几座沙洲建立据点。 〈中觶〉（06514）铭文记载周王又在「庚」校阅「公族」部队，练士兵，作临战的震撼教育。 李学勤以为庚就是唐，在唐河流域唐河县附近。 铭文中出现「南宫」，出面赏赐表彰「中」。 由于南宫伯括就是曾国的首位曾侯，笔者以为对于周王而言，曾侯一直还是记忆中的南宫。 赏赐「中」的马来自厉侯，厉亦见于西周康王时期的〈太保玉戈〉南巡铭文，其地在随县东北百里殷店一带。 「中」除了在不同场合接受赏赐以外，也受到封赏，〈中方鼎〉（02785）记载，周王在「寒」地驻扎，赐中以「」为采，还派遣大史为他举行祭祀仪式，推测就在孝感附近府河或其支流的岸边高地，安州六器出土地点。 铭文中的大史应该就是黄陂鲁台山M30出土的《公大史鼎》（02339等）铭文中的公大史。 公大史姬姓，把女儿嫁给在鲁台山掌控铜、锡交易的商贵族长子狗。 公大史在安州出现，并且把女儿嫁到南方也显示昭王之所以频频在南方布局，准备将国土延伸到枣随走廊以南。 针对楚国动武，可能因为楚国的扩张影响了铜锡料的供应，且对于周布局南方有威胁。

典藏于日本东京出光美术馆的《静方鼎》（NA1795）也记载昭王南征。 〈静方鼎〉的作器者「静」也是商遗贵族。 他也同样为周王打理南征的行在，最后也被赐以「采」，并且管理在曾、噩师。 推测他的采地应当离曾、噩不远，曾、噩师是在曾（湖北随州西花园遗址）与噩（湖北安居羊子山墓地）附近驻扎的王师（属于周王朝国家的军队），而非曾或噩的族军，所以由周王直接派遣人来管理。 有趣的是周王派遣管理王师却派遣商遗贵族，可见在西周早期偏晚的阶段，有许多殷遗贵族已成为周王朝的「不侵不叛之臣」。

另外两件《中方鼎》、《02751， 02752）则将南征这年以大事记年称「惟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如前所述，南宫可能就是曾侯，他是伐虎方的先锋，王亲自出马，由中贯行，并且将王居设在谢，途中禽获罕见的生凤，将凤上呈给王，因此受赏作器。 谢后来成为东迁以后申国的都城。 具有同一大事纪年的《郼甗》（NB0853）则记载郼受王命出使繁，繁就是繁汤，在河南新蔡附近，距离当时楚国相当遥远。 〈郼甗〉出土于晋侯墓地M114，发掘团队认为此墓墓主为晋侯燮父，郼是他的私名。 可见昭王南征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计划，远在山西的晋侯燮父也参与了这项计划，不过他负责的是预防性阻断楚联系淮夷的工作。 笔者认为“虎方”，指的就是楚荆，或许荆字原本有作为意符的双足兽就是虎？

从昭王南征的相关纪录，特别是铭文所提及地点，以及铜器出土地点的分析，把他们都绘制在地图上，我们可以更深刻的理解周王朝早期枣随走廊的曾-噩-楚的布局，以及南阳盆地诸侯国的状况。 分析相关的河流、路线，方能深度理解〈曾伯桼篑〉所谓「金道锡行」的运行方式。

曾、楚史的连动——楚都丹阳的问题

青铜器铭文所见昭王南征所触及的地名与国名深度分析，会发现过去关于楚国早期都城的地望产生了一个新的限制; 昭王两次征伐楚荆都涉汉，也就是渡过汉水。 而且从铜器铭文显示昭王南征时经由南阳盆地往曾、噩集结，然后涉汉，甚至在汉水中间的沙洲岛屿设置基地。 如是，则楚国国土必然在汉水的西边或南边，这就牵涉到楚国早期国都丹阳所在，以及何时迁徙的问题。 楚早期都城丹阳的地望过去有丹淅说、秭归说与枝江说。 关于秭归与枝江二说，刘信芳曾经提出一个有意思的看法，他认为丹阳这个名称之所以会在秭归与枝江出现，是因为熊渠封三个儿子为句亶王（康）、鄂王（红）、与越章王（执疵），句亶、鄂、越章都与地名有关。 他指出越章又称就章、戚章，是沮章的音转，沮漳是沮水与漳水汇流以后的名称，沮水与漳水之间就是荆山。 沮漳河入长江时在枝江东转九十度与长江平行到江陵才入长江，扼要地说，刘信芳认为是越章王将丹阳这个地名带到此地。 同样地他根据音韵分析，句亶其实就是高唐、瞿塘，就在秭归附近，秭归的丹阳之名是句亶王带来的。 如是，则丹阳的地望只剩丹淅一说。 依据《楚世家》，分封三子为王的熊渠约在周夷王、厉王的时代，单纯从《楚世家》考量，迁移到汉水以西，荆山以东的楚君，应当在熊约与熊渠间的熊艾、熊亶、熊胜、熊杨之间，以熊亶、熊胜的可能性较高。

关于楚都丹阳的讨论，石泉利用绵密的文献分析，证明最早的丹阳在陕西商县附近，后来迁徙到丹淅之会附近。 此一说法，极有说服力。 更戏剧性的是《清华简・楚居》的出现，显示楚在穴熊（即鬻熊）时代居于「京宗」，在熊绎时代迁徙到「夷屯」，到熊渠的时代迁徙到「发渐」。 穴熊约当周文王，熊绎约当周成王。 但是熊绎以下的世系《楚世家》与《清华简・楚居》中有顺序与人名有龃龉。 高江涛认为传世文献中丹阳往往与汉中对称，所以丹阳与汉中一样是一个区域，而夷屯则为地名。 他认为淅川下王岗遗址西周早期文化到西周晚期文化间有连续性，西周晚期的文化是明显的楚文化，推测丹阳这个区域是早期的楚文化发展的摇篮。 所以，一并考量以上观点，鬻熊居于京宗（或许就是荆宗）在陕西商县，就是石泉所说的第一个丹阳。 熊绎时代迁徙到夷屯，就在丹、淅地区的丹阳。 但是《楚居》以为熊渠迁徙到发渐，但是同样居于发渐的熊艾，在《楚居》中排在熊渠之后，但是在《楚世家》中却是熊绎的下一代，两者有好几个世代差。 由于《楚世家》或《楚居》，他们所依据的楚国世系与居地，都是口传一段时间以后，才被以文字纪录下来的。 从昭王南征「涉汉伐楚」看，应该是在昭王以前，楚国的都城就已经迁徙到汉水以西，荆山以东的这片地带。

总之，曾、噩、邓以及昭王南征相关地望的确定，限制了楚国都城所在的解释空间。 笔者认为周王朝对于楚一直不放心，所以楚并未如邓、噩一样被封为侯。 楚国本在丹、淅一带，对于周王朝金道锡行往关中的路线有影响，应当是被周王朝逼迫离开丹、淅，前往荆山，才会有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艰辛岁月。 这满肚子委屈也让熊渠开始国土扩张，伐庸与扬越，并喊出：「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的响亮口号（《楚世家》）。

结论

一个不见于传世文献的西周封国——曾，透过一连串的考古发现，逐渐串连起它的历史。 它的历史，从征服晚商的曾国开始，就与「金道锡行」有密切关系，这是一门不错的生意。 昭王南征的相关铜器铭文，又协助我们把金道锡行的地缘连结整个建构起来。 昭王南征的理解，还可以帮助我们解开楚国都城的谜团。

总之，曾国的历史还有缺环，但是透过空间分析，我们可以告诉考古学家应该把焦点放在哪里。

参考文献

徐少华，《荆楚历史地理与考古探研》（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上海：中西书局，2021）。

黄锡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增补本》（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

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刘信芳，〈楚都丹阳地望探索〉，《江汉考古》1988.1： 62-68+82。

李学勤，《夏商周年代学札记》（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

武汉大学历史系，《西花园与庙台子》（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随州市博物馆，《随州擂鼓墩二号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襄樊市考古队等，《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黄铭崇/「金道锡行」与曾国小史，引自历史学柑仔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