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井武夫回忆录-9

决定命运的内阁决议

事件爆发以来，一直决定采取不扩大方针的日本政府，到了十一日，却不再征求当地的意见，只凭独自对局势的判断，突然决定出兵华北，甚至发出了动员的密令。

这也许是防备事态扩大，为了保护当地的侨民，在当时的形势下是不得已的决策。但是“军刀既拔出，焉能不见血而入鞘！”这是日本军人的常识。

这个内阁决议的下达恰好正是日华双方致力于局部解决问题的微妙时机，这样一来，不仅使当地的日方代表行动困难，另外中国方面也引起连锁反应，使他们的态度强硬起来，影响双方都陷于悲惨的结局是不容置疑的了。

本来在驻华的日军里的中下级干部中，对解决日华之间积累多年难以解决的悬案，主张采用实力政策的意见占上风，特别是在满洲事变中的柳条沟问题上所采取的行动得到了肯定。被这股社会潮流所影响，鼓吹强硬论者是不乏其人的。

因此，天津军司令部里的所谓强硬分子，借内阁决议之势，得意忘形地加强了反对不扩大方针的论调。

这时，驻南京、上海的同事们甚至亲自到北平来出差，向我鼓吹强硬意见，这在当时的风气下是不足为奇的。

即使是北平武官室，也不可能超然于这股潮流之外，事实上在我身边也突然出现了主张强硬意见的人，他们暗地里批判我和冀察政权办理交涉不改变方针是过于手软。

事变后的第二年，武官室的职员跟我谈了后悔的话。据他讲有人曾狂妄地说：“为了解决问题，只要恫吓一下冀察要人们就成了！”

或者有人玩弄花招，故意拖延有关不扩大事件的电文收发。仅就这些，足可以见到当时军内气氛之一斑了。

再者，十一日那天日华双方签订的协定完全是普通的条件，例如第一条关于道歉问题，并没有指定中国方面的具体人和采取什么方式，又关于处分负责人也没指出特定姓名，这些都意味着任凭宋哲元斟酌办理。直到最后还成为问题的第二条，即为避免两军冲突，中国军队撤离卢沟桥后由保安队代替，这里就没有像过去日军在上海和塘沽的谈判中那样要设置非武装地带的意思。

至于口头约定在签字的同时日军主动撤退等条件，则充分反映了日方代表的诚意，宁可为此遭到日军内部认为过于软弱的批评。

可是，中央内阁会议一旦决定了出兵，天津军内的强硬派便提出要求把道歉人由最初预定的师长升级为军长宋哲元，把处分的负责人也由团长升格为师长冯治安。这样不但提高级别、指定姓名，而且处分条件也苛刻，故意刺激中国方面的神经，不顾中国军内现状，千方百计逼入困境，结果一再拖延了实施时间。

上述情况，我长期以来一直误认为是天津军内强硬派策动的结果。根据战后调查才知道根源是陆军中央，天津军只不过执行陆军省指示而已。那就是在七月十六日陆军省决定了下述的强硬方案，十七日经内阁审议后下达天津军的。

一、以七月十九日为期限，履行协定。最低限度做到：

1、宋哲元正式道歉；

2、做为处罚负责人，免除冯治安师长职务；

3、中国军队撤出八宝山附近；

4、在十一日的解决条件上要求改由宋哲元签字。

二、中国方面如不在上述期限内履行日方要求，则停止当地谈判，并对第二十九军实行武力讨伐。为此，期满后将调动国内部队，派往华北。

这时，东京的确陶醉于自己制定的动员方针，对派驻外国的部队详尽地交代了谈判的解决条件。而当时的天津军桥本参谋长却是根据自己的判断，不作限期的规定，采取了相当稳健的态度对待这个要求。

但是，德高望重以稳健著称的田代军司令官，于七月十六日病逝。七月十一日宣布香月清司中将继任。他离东京顺道在朝鲜京城停留时，会见了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大将。小矶是闻名的强硬论派，他唆使香月对中国应采取强硬态度，赖此一举，解决多年成为悬案的国策。香月听了似乎也暗自下了决心。

就这样，香月于十一日在战斗机的护卫下到天津就任。同时从关东军直接派来了今村均副参谋长和田中隆吉、迁政信两参谋，他们也曾向香月建议采取强硬解决方针。香月本人心中似乎也不一定主张不扩大方针，再加上缺乏控制内部的良策，这些情况结合在一起，对避免战争是很不利的。

再说，中国方面，冀察第二十九军以宋哲元为首的高级军官，尽管内心也希望稳妥解决，但受到下面青年军官们的炽烈抗日意识所抵制，表面上不能遽然全盘地容忍日军的各项要求，因而陷于困境。

此时，宋哲元已从山东回来，十八日他到天津军司令部去拜访，对外名义上是对新任的司令官进行祝贺，而实际是向日军道歉。

正在不得不进行这种煞费心机的处理中听到日本出兵的消息，这不仅天津的日军甚至冀察政权内部意见也很难统一。尽管在这种困难状态中，我仍在十八日特地去天津一次，同参谋本部的中岛铁藏总务部长和陆军省的柴山兼四郎军务课长会晤，向他们报告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尚未绝望的情况。这时，宋哲元也于十九日回北平返任，立即决定撤除市内一切防御设施；撤回增调市内的部分军队。于二十日向市民发表了和平解决方针的布告：

事属局部地区问题，望同胞安心，勿轻信谣言。

这样，一方面防止民众动摇混乱，另一方面对南京政府准备调中央军五个师北上的提议，予以委婉地拒绝，避免中央介入。

直到二十日我和宋会见时，他还发誓说：只能让北上部队停留在保定以南，并保证阻止他们前进。可是二十二日却被南京特地派来的副参谋长熊斌所说服，事实上眼下旧西北军也已逐渐向保定附近集结，这时不得已才被拖入强硬派主张中去。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从七月一日起在庐山召开全国政、学、金融及舆论界的权威人士，包括中共代表在内约一百五十余人参加的大会。会上恰巧传来了卢沟桥日华两军发生冲突的消息。

本来这次会议是西安事变时，蒋介石答应共产党的要求而约定好的，为了履行诺言，不得不召开。会上当然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态度的气氛是高昂的，辩论也相当激烈。十一日周恩来要求参加国防会议，在会上甚至说：只要蒋介石抗日，中共军队可以置其指挥之下，共同参战。

这时，冯玉祥也提出了与中共同样的主张，反对多数稳健派，主张宣战。

偏巧这时传来了日本政府决定出兵的情报，因而会议气氛更加激昂。十七日，蒋介石以《中国的生死关头》为题发表演说。二十二日又派副参谋长熊斌到华北动员宋哲元参加抗日，逼得他无可奈何。至此，日华交战的精神准备已趋完成，至于发动开火仅是时间的问题了。

也许宋哲元是受这种形势的影响，从二十四日开始，态度也骤然强硬起来，一度开始的从北平周围撤兵的行动也中止了。

二十四日，我和松井特务机关长到进德社访问了宋哲元。当谈到上次口头约定的撤退城内增援部队问题，催促能在数日内完成时，宋说目前还没做执行计划。特别问到撤兵日期时，他却回答说大约需一个月以后。本来我们为尽快解除目前危机，打算商议一下实行上述决定的时间，原以为双方差距至多不过一两天的问题，谁知却回答要一个月之后，这已使我感到意外，再听其理由，更令人哭笑不得了。那就是再追问为什么需要那么长时间时，宋回答说：“眼下天气太热，等凉快点再办！”

他这种对时局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毋宁说是挑逗我们发火。

这究竟是宋在故意愚弄人呢，还是性急的日本人和大陆民族的气度有别呢？不管怎么说，迄今为止，仍寄希望于事件就地解决而不断努力。第二天，即二十五日夜，日军第二十师团的五井中队在廊坊修理军用电线，受到驻屯在附近的中国军队的攻击，于是，双方进入交战，这样一来，不得不放弃一切就地解决的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