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牧师”余心清回忆“北平谍案”23：树倒猢狲散

我们到了这里的第五天，在一个阴云遮满天空的早晨，从呼呼的北风中，听到院里响起叮当的钟声，不大一会，我们就被命令集合，然后整着队鱼贯地进入那座“教诲堂”。

这里很像一座基督教的教堂，里面摆满了木条钉的长椅。

正面是一座高高的讲台，台上放一只讲桌，靠墙平列着五把高背的坐椅。

一位穿着蓝布长衫的瘦小个子，从椅子上立起来，慢慢地走到讲桌前，用着地道的南京话向我们说道:

“这里照例的工作，是每星期向诸位讲一次话，无非是劝人为善的那一套，但你们中间很多是对政治有研究的人，我的膏药就很难卖，但我吃的是这碗饭，不讲是不行的。因此，我出了一个主意，打算请这里住着的周作人和江亢虎先生给诸位轮流讲《大学》、《中庸》，我想诸位不会反对的吧！反对的请举手。”

说到这里，他的眼睛向台下盯着，自然我们中间没有人要举手反对，他把嘴一裂，得意地笑起来:“诸位既然同意，我就照办了。”

隔了三天，钟声又响了，我知道这是听讲的时间，我向床上一躺，裹着一床被假装睡起来，看守把我推醒:“你不去教诲堂吗？”

我告诉他：“我不大舒服，让我休息吧！”

他没说什么就走了。

从许多接见亲友回来的朋友口里，知道密云不雨的时局正在酝酿大变中。

我们需要报纸，但走私的路子很难打通。

一次我对中大的三位同学说:“你们一向是有办法的，怎么现在也搞不通呢？还要加油啊！”

一个星期二的下午，我的女儿华心来了。

我被领进这里的接见室，一排象电话间的小房子，里面仅仅可以转动身体，我和华心在一个罩上铁丝网的窗口面对着面，想在这里握握手传递一点东西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问她:“今天报纸上的消息怎样？”

她说: “来的太仓促，今天早晨还没有看报。”

“告诉我们外面消息，比给我们送吃的东西还要紧，下次注意吧！"最后我对她这样说。

一月二十二日的午后，一个看守给我送进一筐广柑，我打开一看，六只广柑的下面，在两层垫底的草纸中间，夹着一张当天的报纸，和两百元金元券。

梁蔼然说:“华心真有办法。”

我说: “这叫作冒险闯关。”

“蒋介石这小子下台了。”我们看着报不约而同地起来。

在他的所谓“引退”声明中标榜着:“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消兵。”

接着就是李宗仁“代”了，报纸上说他是个开明的政治家，月内将有重大政治主张发表。

李斐接见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们，李宗仁发表了七项主张， 里面一条是释放政治犯。

当天晚上我们弄到一份报纸，才清楚地看到了他开的那一张支票。

李宗仁明明知道这是一张不能兑现的支票，但他所以非开不可，因为这都是蒋介石的痛处，他要狠狠地在上面踢一脚。

二十五年来的戏台上，只许蒋一个人耍，现在不同了，变作一体三位，由一座戏台变成三座戏台，溪口是一座，南京是一座，广州又是一座。

蒋介石跑了，跑到他的妈妈的坟墓那里，架着有线和无线电台，暗中发号施令。

据《展望》上的报道，他每天发出的电报数百通，依然在幕后操纵。

他每次遇到无法解决的大事件，总是省墓，其实是变戏法，这一次又来这一套，只可惜是玩戏法的那块毯子被人撕破了。

我们从朋友去开庭带回来的报纸杂志上，找出这小子的引退是被逼走的。

他是一个冒充大仙的黄鼠狼，不撵不跑！

自从蒋介石发出《元旦文告》，虽然说得很漂亮:“只要和平能够实现，他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

但他积极地在梦想着美援，企图“死灰复燃”，等到中共的八项主张宣布，美援无望，蒋介石残余的嫡系军队，分散在各地，变成了棋盘上的死子的时候，李宗仁瞅准了这稍纵即逝的千载一时的机会下手了。

我们从一张报纸上看到张群两度衔命去汉口，回来就辟谣，并说:“白与中央救国意见一致”。

实际上是唱着一出“逼宫”戏。

李、白以为蒋一下台，他们就好伸手，将来划江为界，依然是平分秋色。

蒋对这一出双簧戏，一筹莫展， 因为这时和李、白打起来，则大兵压境，自相吞并，完得更快， 那么，只好一走了事。

这些日子，我们在每一个屋子里，对时局展开热烈讨论，我们认为李宗仁的上台与和平无补，对我们是有利的。

许多朋友因为我和李宗仁有多年的交往，近来不断地问着我对李的看法和推测。

不久事实证明了我说的话。

李宗仁的七项支票，没有一项真正兑现。

如果他诚心真意地要做的话，释放政治犯这一件事，广西是个应该兑现的地方吧！

后来听说除了桂林放了几十位政治犯以外，其余各县一概未放。

他的心理和蒋介石一样的“怕”！

我们不断地讨论到孙科，这时候他还是行政院长。

李的七项，要他去执行，他不但与李不合作，相反地带着他的各部，远远地搬到广州去了。

丢下李宗仁在南京唱独脚戏。

关于释放政治犯，他在行政院的会议上，做了一个狡猾的决定:“释放政治犯中的未决犯”，这个决议不但狡猾而且毒辣，因为多年来的政治犯，羁押在监狱中的，没有人能知道那个庞大的数字，所谓未决犯，不过其中最小最小的一部分。

除了新近逮捕的，其余的只是极少数由于特殊原因拖延未决的，他这轻轻地一划，表面上似乎是在释放政治犯，实际是掩护蒋介石和特务们的不放政策。

后来孙对新闻记者说:“已决政治犯的释放，是属于大赦范围，须依法由大总统颁布大赦令。”

同时他给司法部下着“监狱紧急疏散令”。

全国监狱里的汉奸、盗匪、杀人犯统统释放了，只有政治犯留下来。

当蒋介石发表了《元旦文告》以后，第一个响应和平的就是孙科。

他说:“在重庆开的政协，商定了一个和平建国纲领，和解决争端的具体方案，假如我们能将各种方案具体实施，试问……。”

最后他把破坏和平的责任推卸在蒋介石的身上:“可惜各方皆未能完全放弃小吾的利害”。

他更怪起全国人民来:“全国人民也未能用最大的努力去促进这个和平运动的成功”。

最后他以一个隔岸观火的外国人的身分叹息地结论说:“遂致战祸复发，生民涂炭。”

他这时候为什么来这一手呢？

很显明的，以为在这次和平的买卖中，他有了“掮客”的资格。

好在发动内战的既不是他，使生民涂炭的又不是他，他多么干净而超然！

因此，这笔买卖，应当由他独家经营。

等到觉察到他已经没有资格承揽的时候，他又想回头来向蒋介石送秋波，拿不放政治犯和反对李宗仁的主张作献礼。

这时，蒋介石对他唱起了“马前泼水”，他又一度(最后吧！)滚下台去。

记得在北平的时候，有一次和清华大学的张奚若先生谈话，谈到了蒋介石，他说:“我现在什么也不想，我最有兴趣的事，想看看这小子怎样下场。”

看吧，张先生……这个时候到了。

这一年多的牢，没有白坐，总算把蒋介石坐垮了。

操场上放封的时候，空中不断传来隆隆的炮声，好象告诉我们:“胜利，自由，咚咚。”

监视我们的看守长吓得脸发青，我们高兴地跳起来。

夜间的炮声，听得更清晰，声音从西北方传来，我们判断战事已经在六合到浦镇一线展开了。

我们坐在床沿上，用低低的声音谈着:“象这样的形势，我们的命运最近可能有两种前途:一是在特务们临退出南京的时候，突然地来把我们结果了，一是把我们放出去，或者丢下我们，留待解放军进城时放出来。”

最后，我们的结论是:“不管我们的命运怎样，胜利是更快地到来了。”

那个当过军人的看守长，终于答应我们的要求，向我们作“政治报告”了。

他一开口就说:“本来这里的规矩，是不许任何人和你们讲报纸上新闻的，现在我对大家报告消息，上面知道了，一定会责备我的，但是我也不管那许多。我本着给大家服务的宗旨，就对你们说说吧！"

说到这里，他向四周围看一看，然后继续说:“你们诸位出去的日子快到了，据我的判断，不会超过一星期的。”

他吐了一口痰，用右手搓着他的后脑皮，好象要想一下怎么说:“仗是打败了，中央的队伍打得象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这两天扬州、六合都丢了。南京要不是隔着一道大江，恐怕已经完了事。”

他停顿了一下，有点感到自己的话说得冒失，最后他说:“这两天许多同事们都不来上班，我也没有心干下去，但是我再不来，就没有人领你们出来运动。”

他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神情。

为了打扫屋子，我曾经告诉华心给我们买把条帚。

有一天的下午，条帚送来了，陈斌拿起来扫地，觉得扫把头上有东西，翻开一看，找出一根竹筷子，筷子头上破开半截，中间夹着一张折着的信纸，上面头两句写着:“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接着是几段消息:

释放的事已确定，大概两三天就可以实行。

城里很乱，到处抢劫。

铺子关的很多，许多人不敢上街。

解放军在广播上说，住在城北、城西的人家速移向城南地区，免为炮火所射击。

但我们不预备搬家。

你们不要着急。

我们看完了都大笑起来。

梁蔼然说:“这孩子教训我们了。"

一月二十四日的清晨，我们刚吃完了早饭，一个看守拿着一把传票，站在门外喊着我们七个人的名字，并且告诉我们准备开庭。

我们走进了一间办公室，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传票上按了一个指印，然后把我们交给特刑庭的法警。

解我们的是两名法警，一个穿着羊皮长袍，一个穿着黑色制服，那个穿皮袍的从袖子里拿出三付铐子，先把我们中间六个人铐上，然后对我说:“老先生，你不用了。”

我想，这一定是有朋友向刑庭方面使上力量了。

这里离特刑庭有五里地，我们本打算雇两辆马车坐着去，后来一打听价钱太贵，大家只好安步当车。

街上的确是萧条了，行人稀少得可怕，大的铺子，很多锁上了铁门。

小铺子也有不少上了门板。

这是临近阴历年关的日子，平时正是市面最繁荣的时候。

站岗的警察一个个低垂着头，不象那样神气十足了。

成队的兵士不整齐地走着，枪支东倒西歪地掮在臂上，象一群斗败了的犬，夹着尾巴溜回来。

小轿车里挤满了人，后面用绳索捆起一大堆行李和箱笼，向西急驶着。

抹口红的摩登女郎看不到了，街边踉跄着愁容满面的低级公务员和小市民。

三轮车也显出稀少来，有时听到他们喃喃地咒骂着:“肏妈妈的，倒头的金元券不值钱，买卖还讲不上，不是要活活地饿死人吗？"

我们向一个香烟摊上买了两包小大英，递给两名法警每人一支，然后我们边走边抽着。

路上看到我们的人，漠不关心地没有表情地走过去。

“这是蒋介石内战的结果，这是蒋介石留给人民的功绩。”我在心里慢慢地说着。

我们走得满身大汗，到了特刑庭，已经是上午十一点了。

一个法警走出来对我们说:“本来今天要开庭，因为首席审判官今天早上临时送家眷到上海去了，不开了。”

我们商量了一下，就对他说，不开庭也好，但是走得肚子饿了，让我们买点东西吃了再回去。

他满口答应着，并且说:“你们买什么，我们有人给你们办，多坐一坐，等到休息好了再回去。”

那个给老董介绍律师的法警凑到我们跟前，对我们说:“这里也快散伙了，你们放心吧！我保险，你们一定快出去了，开庭，活见鬼，简直是脱裤子放屁，多费一道手续。这里的法官都快跑光了。”

他激愤地继续说:“他妈的，政府是狗屁，把老百姓害苦了。将来盼望你们好好地干一下。”

我们除了“嗯嗯”、“啊啊”外，没有人说什么。

吃饱了以后，我们买了四份报，一份《展望》和一份《大学评论》。

为了防备检查，我们分开来带着，有人把他藏在裤档里或背上，我带了两份杂志，把它塞在腿上的毛袜里面。

结果回来的时候，谁也没有被搜查，因为谁也无心管这一套。

杂志上告诉我们更多的消息，蒋介石垮台的惨状，南宋的最后覆灭，也没有这样的丑态！

南京中央大学的校长卷款潜逃了，并且把学生的伙食钱也卷走了，学生们为了肚皮，向政府请愿。

蒙藏委员会的委员长白云梯也卷款逃跑了，职工的遣散费，一咕咚地卷净了。

为了跑得快，坐上了飞机，无怪乎他的名字叫“白云梯”。

国民党的老牌，中央的大员，多年的“瘾君子”，这一下子，鸦片烟本总算筹足了。

蒋介石走后的那几天，丑态出得更厉害了，各机关的首要跑了，次要溜了，总务处长把汽车也开走了。

丢下的员工，拿不到遣散费，拿不到薪金，闹到李宗仁那里，这位“代总统”急得派人出来说:“库款运走了，我也没办法。”

于是各机关的员工各自组织起留守委员会，把没有运走的财物保管起来，然后分配的分配，出卖的出卖。

交通部的员工把扣留下的汽车开到街上跑散座，赚的钱大家分。

南京的警察厅长也跑了，《南京人报》把这段新闻刊登出来。

后来这小子看没有事又溜回来，一恼之下，就将报馆给砸了，报人也给打了，还抓走了几个，这是李宗仁宣布“七项”以后两天的事。

我们这儿也出事了，警员们向典狱长索三个月的遣散费，他拿不出钱来，大家却非要不可，又怕他跑掉，就把他围困在楼上，不许离开。

这事整整闹了两天，我们笑着说:“让这小子也尝尝坐牢的味道！”

整整的一天，没有人给我们放封，第二天那个当过军人的看守长来了，他对我们说:“这两天办事的人都跑光了，我也本想不来，但觉得对你们大家不住。”

说到这里他的脸和脖子都红了， 我们看出他在生气，“中国的事，太不讲公道，跑的人拿到了钱，我这样苦干的反倒领不到一个钱，我本来不想闹，今天却非和他(指典狱长)跟他的小舅子(指会计)算算账不可。不叫好人有路走是不行的。”

他把拳头紧紧地握在胸前，向两边不断地伸出去。

以后的日子更糟了。

号也不吹了，封也不放了，吃饭也没有准时刻了，我们的房门长日地被倒锁着，铁门上只剩下了一把锁，甬道里看不到一个看守，“若是这时候，特务们来他妈的两个炸弹倒干净，也绝不会连累别的人。”

我们中间有人这样嚷着说。

我们说话的声音大了，唱歌的，唱戏的，打闹的，响成了一片。

对面屋子里的人，借着那门上的小孔，和我们高声地对话起来，再也没有一个人来干涉。

那十几个小孩子，在初解到这里的时候，是关在儿童监里，这两天也和我们合并了，大概是“物以类聚”吧！

他们在屋子里闹得特别厉害，打叫声，哭骂声，从早到晚，不断地连续着。

一年多的牢狱生活，把我许多暴燥的性情磨练平和了。

我习惯了安静，沉默、深思，现在这样地乱哄哄，反倒烦闷不安起来。

你想读书，有人要说话，你想休息，有人要打闹，高兴的人自然会跳跃，你又何必浇盆冷水使人静悄悄。

摆在目前的问题虽然不简单，可是欢乐情绪，总是处于逆境的一个抵抗力，矛盾的思想不断地在我心中交织着。

这两天大批的监犯疏散了，汉奸、盗匪、杀人犯、强奸犯、小偷、扒手，都一批一批地放了出去。

有名的文化汉奸周作人已在昨天夜里保出去了。

只是我们——政治犯，仍然被锁着。

我们每人都在担心一个问题。

夜里一听见有响动，大家就警觉起来，心里问着:“是不是那个问题来了？”

一月二十六的夜里，大约两点钟，听到有人打开铁门上的锁进到道上，连续地敲两个监房的门，我们都被惊醒了。

这时候对门一位姓丁的难友被看守点着名说:“你起来，收拾铺盖准备走。”

接着喊叫另一个房子的难友名字。

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声音！

在宁海路十九号，这就象征着死亡。

这声音跟着敲到我们的门上来了，然后叫着：“梁蔼然，起来，你把衣服穿好。”

这一下子，梁自然吃不消，我们也都紧张起来。

平时好说话的陈斌，一声也不响了。

梁赶快地穿上衣服，一面把钮扣着，一面和我说:“我准完了。”

我摸不着头脑地安慰他道:“如果有什么事，不会只是你一个人。”

等到他走到门边，看守递给他一个条子，他打开一看，原来是对面姓丁的要走，另一位难友代他托梁向我们的屋子里筹措一百万元作路费，恐怕解的地方很远，家中接济送不到，所以要多带一点盘川。

梁连声说:“开玩笑不是这样干的，借钱就借钱，何必只说起来穿好衣服呢？"

第二天早晨，我们打听出来，昨夜解走的两位，是宣判了无期徒刑的，大汉奸江亢虎和罗君强也是一同解走的。

不过我们不明白的是，我们这里还有判着无期徒刑的，为什么没有去呢？

我临出去的前两天，情形更混乱了，第一天早晨没有人来放我们出去洗脸，等到十点钟也没有人送早饭进来，许多屋子的朋友们鼓噪起来，敲着门板，敲着窗上玻璃，大声喊叫:“饿死了！”

小孩子闹得更凶，真是声震屋瓦了！

后来跑进来一个看守对我们说:“看守长，看守员和看守法警差不多走完了。大门的警卫没有人管了，给你们烧饭的伙夫也找不到了，最好你们推举两个人出来，我到厨房去，自己随便煮着吃吧！”

最后他唉了一声:“这是什么年头！"

我们的房门打开了，我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当场推举了两位烧饭的朋友，等到他们跟着看守走了以后，我们继续地开着会，有人提议道:“我们是从有组织的阵营中来的，虽然蒋介石的政府这时候鸡飞狗跑，我们却应当紧密结合，不要在最后关头吃亏。”

大家一致赞成这个提议，当时作了几项决定:

一、各人回到自己的屋里，和平时一样地活着，无事不得拥在甬道上。

二、推举各屋子的年青难友在甬道上当纠察，维持秩序，每小时换班一次。

三、展开小组讨论会，过论对于今后大家出去的安置和联系问题。

散会以后，一般情形，改善了不少，但不时还有骚乱的现象。

这也是很自然的结果，因为过着长期的不自由生话，一且放松开来，情绪上一定象脱缰之马，很难立刻约束起来。

况且这几天来的波动太大，谁也感到抑制不住的兴奋。

我们等侯到下午一点钟，两位难友，才把饭挑来，并且喊着说:“今天的饭管饱。那里存的米很多，我们这一次煮了他妈的五斗米。”

“饥者易为食”，我们吃得很多，再没有听见有人喊“吃不饱”了。